“一带一路”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机遇

发布:2017-04-18 16:27 作者:许涛 王亚亚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给沿线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三年多来,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和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林毅夫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不仅是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创立者。围绕“一带一路”的相关话题,本刊特别专访了林毅夫教授,请他谈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给沿线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他指出,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表明,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抓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那个国家就能够取得二十年、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摆脱贫困,进入到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又会带动收入和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也会给发达国家带来其梦寐以求的不断扩张的市场。

 

《中国外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经三年多了,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林毅夫:长期看,“一带一路”的建设,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目前,全球经济发展仍然缓慢。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即使经济增速比较好的美国也达不到3%。在这种状况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搞投资,就能创造需求,提高经济增长率。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瓶颈就是基础设施不完善。如果基础设施改善了,其经济就可以得到较好的发展。而如果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则可以给中国在海外创造市场,也有利于增加中国的出口。这会促进中国海外市场的扩张,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也很有帮助。也就是说,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好了,中国的市场也就大了。这既有利于全球的经济复苏,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合作双赢的。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在一些地区出现,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疲软,就业压力大,国内收入分配存在很多问题,贫富差距拉大,引发了不少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但总的来讲,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仍是最重要的机遇。实际上,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各国走向孤立主义,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对发达国家也不利。而如果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能够让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比较快,也等于给发达国家创造了市场,对发达国家走出当前的低迷会有所帮助。一旦发达国家的出口增加、就业增加,就会对全球化抱有更加积极的态度。反对全球化固然是由于内部收入分配存在问题,但恰在这个时点上变成一种潮流,也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有关。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好,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发展好,在全球化的状况之下市场就会扩大,每个国家的出口都会增加,进而带动就业增加。所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能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能促进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发达国家。这可以有效遏制孤立主义,实现习近平主席所说的“百花齐放春满园”。我想,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而言,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

就发达国家而言,要想走出当前的经济低迷,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进行内部的结构性改革。但内部结构性改革存在一个难点,就是会抑制总需求。具体而言就是要降低工资、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减少政府部门赤字。减少福利等于减少需求;而金融机构去杠杆,会使得金融机构能够用来支持投资和消费的钱减少,投资和消费也就会随之减少;政府的赤字不是用来支持消费就是用来支持投资,因此如果政府减少赤字的话,政府的需求也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结构性改革初期会使经济增长率更慢,失业率增加。但是,发达国家只能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促进其经济发展。其原因就在于:福利和工资降下来后,成本才会降低,出口的竞争力才会增加;而金融机构去杠杆,则可以增强其抵抗风险的能力,稳定经济金融秩序;政府部门减少财政赤字,实施一些反周期的措施,也有利于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总之,结构性改革可以为发达国家提供经济增长率、竞争力,对加强其经济的稳定性是有好处的。

既然大家都知道结构性改革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为什么就推行不下去呢?原因就在于,推行结构性改革会压制需求,短期内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增加失业率。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很难去推行。怎么才能破解这个难题呢?就是要增加外需。如果出口能增加,就能创造就业,而出口和就业增加,就能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在2009年初就倡导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如果全球都能够进行基础设施投资,那就会创造需求。创造需求以后会产生怎样的积极后果呢?根据我在世行任职时所做的研究,发展中国家每投资1块钱会增加7毛钱的进口,其中有50%的进口来自于发达国家。所以,推动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从短期来讲,可以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如果量足够大的话,还可以给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而发达国家一旦启动结构性改革,则有助于其走出当前的低谷。当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投资同样有助于消除它们增长的瓶颈,实现经济的较快发展。所以,“一带一路”应该是多赢的。

 

《中国外汇》: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呢?

林毅夫: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求我国能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从改革开放经验来看,我国要从中等偏上的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需要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从另一方面看,我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国际上,我国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在国际事务和规则的制定上拥有相应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资本密集的先进产业上没有比较优势,直到2001年才迈过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1200美元的门槛。而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人均GDP达7960美元的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在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像汽车产业、装备业、炼钢、炼铝等,均已经具备了比较优势。在过去不具备比较优势时,给予在这些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保护性补贴是雪中送炭,对维护我国经济的稳定是必要的。而现在,这些产业已经具备了比较优势,其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也已经有了自生能力,只要管理好就应该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盈利,再继续给予这些企业保护性补贴就成了锦上添花。其后果则是创造了租金,导致了寻租行为,败坏了社会风气,也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对内必须取消双轨制转型所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价格由市场决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

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跟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的工资快速上涨。我们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非常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因此直接失去了比较优势,从而使我国也进入到像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亚洲四龙那样的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不断向海外转移的发展阶段,通过海外投资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为国内经济增长创造新的机遇期。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同年10月访问东盟时,在印尼又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旨在构建一个自东向西的横跨亚洲,直达欧洲、非洲的地区发展合作框架——“一带一路”。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建立沿线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这个倡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并为此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可以说,“一带一路”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也符合沿线国家的现实需求,有利于推动中国与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外汇》:您认为,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具备那些优势?

林毅夫:1979年,中国开始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此后的36年间,GDP年均增长达到9.7%,对外贸易年均增长达到16.4%。2009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的出口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体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期间,6.8亿人摆脱了一天1.25美元的世界贫困线,对世界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过去30多年间,中国还是唯一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我认为,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有三大优势:第一,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不管是生产建筑材料的产业还是施工的能力,均具备了比较优势。建筑所需的钢筋水泥的生产能力,超过全世界的一半,而工程建设的价格则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第二,中国现在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展望未来,中国的经常账户每年都仍将有盈余,外汇储备还可能继续增加,有足够的资金能力来投资于“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一般发展中国家而言,制约其发展的主要瓶颈就是基础设施。因此,如果能帮助他们打破基础设施的瓶颈,会广受欢迎。第三,中国有发展阶段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成为世界的工厂、最大的出口国。现在,随着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劳动密集型加工业逐渐失去了比较优势,需要转移到其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不及中国的一半,是承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好地方。以“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帮助这些国家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为其创造就业、增加出口。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表明,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抓住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那个国家就能够取得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摆脱贫困,进入到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会为其带来收入和购买力水平的提高,这又会给发达国家带来梦寐以求的不断扩张的市场。

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时,其制造业雇佣人数的总体规模是970万人;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向海外转移时,韩国整个制造业雇佣人数的规模是230万人,我国台湾是150万人,香港不到100万人,新加坡是50万人。我国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按照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则是1.25亿人,其中属于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就有8500万人。这意味着我国的产业转移可以提供足够的机会,让“一带一路”沿线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同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中国外汇》: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和支持,到目前为止,推进得也比较顺利。在您看来,主要原因是什么?

林毅夫:“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以基础设施作为抓手,希望能在五通,也就是“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响应,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个倡议不仅符合我国自身的利益,可以为我国打造出一个国际和平的发展环境,使我们能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国内、国际两种资源,而且也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助推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梦想。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及其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增加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助其摆脱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以来的经济疲软,恢复增长的常态。

“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目前为止他们的人均GDP普遍在我国人均GDP的一半以下,有的只有我们的1/5。我们现在是8100美元,而沿线的大部分国家在4000美元之下,有的只有2000美元,甚至1000美元都不到。对这些国家来讲,每个国家跟我们一样,都有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都希望能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收入,进入到现代化国家。而要实现经济腾飞,需要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提高劳动力生产水平的产业技术必须不断升级,另一个是在这个升级过程中,必须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才能降低交易费用。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很大的互补性,不论是在技术、产业,还是在资金上,都能够形成互补。比如建材行业,我国的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的产量,都占到世界的一半以上,而且随着我们的经济增速从10%左右降到现在的7%左右,还会有不少富余的产业;而对我们来讲的这些富余产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是短缺的。

再从建筑施工能力看,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培养了一批在世界上非常有竞争力的工程施工队伍。像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我们的施工成本只及国外一些建筑队伍的一半,有的甚至只有它的1/3。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建筑材料,并且以比较低的建设成本,来帮助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他们的基础设施。

建设基础设施要钱,而我国有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全世界外务储备最多的国家,而且每年还有4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储蓄,因此有足够多的资金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这些基础设施。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一方面我们可以给沿线国家提供这个产业转移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帮助沿线国家来建设基础设施,使其能抓住产业转移的机遇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的腾飞。而这也是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能够得到这么多国家支持的原因。

 

《中国外汇》: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且投资回收期长。这势必会对金融创新提出新的要求。您认为,金融创新跟“一带一路”建设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林毅夫:我认为,金融创新能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首先,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很长,比如建一个工程可能要一两年,但要建一个基础设施,则要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其次,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收期长,一般基础设施的建设回收期是40年甚至是50年,而一般工厂建设的回收期也就是5年、10年。再次,是资金一次投入规模非常大,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像中国参与的瓜达尔港的建设,就要570多亿美元,近3000多亿元人民币,而且是一次性投入。因为这些特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一般民间资本不太容易进入,商业银行也不愿意提供,因为商业银行一般更愿意提供短期的流动资金。

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建设要么由国家财政投入,要么由有国家担保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像开发银行,从国内来筹集资金。我们知道,一般发展中国家是比较贫穷的,资本短缺,如果建设基础设施的资金只靠其国内提供的话,远远不能满足其实际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国外的资金进入。国外的资金有的可以用双边的方式来解决,比如由我们的进出口银行或开发银行,随着合作伙伴进出口贸易或项目进展的需要,提供一些信贷来帮他建设基础设施。也有的可以通过多边安排来解决。多边安排里面最有名的是我曾经供职的世界银行,当然各个洲还有它的开发银行,像亚洲开发银行、南北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以及我们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都是多边的开发银行,同样可以为这些基础设施提供资金。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筹集的资金,规模非常巨大,即使靠双边或多边的资金仍远远不够。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在2010—2020年的十年间,亚洲地区需要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平均每年8000亿美元;根据欧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欧盟在2010—2020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需筹集资金2.1万亿—2.8万亿美元,也就是每年需要大概25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研究,非洲现在每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的投资达到930亿美元。这些数字基本都是天文数字。这就意味着要满足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就必须要进行一些金融创新。

现在全世界大概还有三万亿美元的主权基金以及几十万亿美元的退休基金。这些主权基金或是退休基金,过去一般是买一些比较长期的且比较固定的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或是打包投资在股票市场,且一般都是长期的投资。而现在,我们知道,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政府债券的利息是接近零的;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现在也是虚高,风险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使这些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主权基金或者是退休基金进入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应该是进行金融创新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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