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变局和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2016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云谲波诡：美国大选气氛浓重，经济复苏反复多变；欧洲除了仍受困于动荡的中东乱局，英国脱欧也平添了新的变数；金砖国家表现参差，以疲弱分化为主；东亚安全局势和经济交往也受到内外张力的激荡，变幻多端。国际金融也笼罩在衰退和通缩的阴影中，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滑向负利率。在这样的变局中，中国经济持续深度调整和艰难转型的进程可能更为漫长艰险。如何评估和概括未来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又该选择怎样的应对之策？

主持人：钟伟 《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宾：

谭小芬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徐建炜 欧洲布鲁塞尔Bruegel研究所研究员

钟伟：欢迎两位参与本期的圆桌讨论。从政治维度看，美国大选似乎最值得关注，毕竟美中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目前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大选之争仍然激烈。在两位看来，这种氛围是否暗示着在美国，政治精英和中低收入民众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目标不一致性？也许普通民众更关注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问题，却没有得到精英阶层的足够呼应？两位对未来数年美国经济怎么看？美联储会在加息之路上继续走走停停吗？

谭小芬: 近年来的事实显示，美国精英阶层与社会大众阶层出现了明显的差别，总体理性的选民选举出的政治人物，仍有可能无法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政治制度上的原因肯定是最为重要的。诸如初选制度、国会选区划分和国会议事规则等制度性弊端的存在，使得政治人物可以忽视社会大众的意愿，甚至提出服务于少数人利益的政策主张。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政治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分裂，政治与社会脱节。

美联储加息取决于未来劳动力市场情况、通胀压力及预期、金融领域和外部经济形势。美国经济于2009年四季度开始复苏，失业率目前已降至4.9%；美联储最为关心的核心PCE物价指数也已连续3个月回升，消费支出持续强劲；资本市场也在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下不断升温，股价不断创出历史新高，房价也接近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近期，美国经济高频数据总体积极，成为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重要逻辑支持。但是，美国私人投资依然不温不火，工业产出相对走软，劳动力市场相对平庸，均不支持加息节奏过快。此外，二季度美国GDP 增速不及预期，英国脱欧、全球经济金融依然低迷、欧洲和日本继续货币宽松，这些外围经济和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制约了美联储的实际加息节奏。1980年以来，美联储共进行过5轮加息，每轮加息的节奏均不同。从历史数据上看，首次加息与第二次加息各轮的平均间隔时间为49天，最长的也仅为55天；但当前距离首次加息已有8个月，二次加息仍迟迟不见动静。2016年9月加息的概率也非常低，更大可能是在12月份加息一次。

  徐建炜: “美国梦”的本质是普通平民能够通过努力逐渐成为巨富。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普通民众与社会精英之间的通道是通畅的，因此二者的目标即便不一致，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可以协调的。但是，美国的这一切光辉，似乎在逐渐成为过去式。大量研究表明，美国社会正在不断扩大两极化（Polarization）的趋势，即高收入与低收入的职业与人群在不断增加，而中产阶级在缩小。这一经济现象，也不断推动美国的政治趋于两极化，即政治家要想获取足够的选票，就必须要有明确的具有区分度的政治观点。目前，特朗普和希拉里都祭出了反贫困的大旗，但是观点存在明显差别：特朗普长期反对传统的反贫困政策（包括最低工资、增税等等），而是强调增加就业岗位与工作机会；而希拉里则延续了民主党的传统，采取扩大福利供给等直接的反贫困方案。应该说，贫困与富裕群体两派的声音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美国经济目前仍然不乐观。随着国际油价不断下跌和石油企业的萎缩，以及美元升值和国际市场的动荡，预计美国经济很难在短期内出现明显好转。尽管美联储已经明确表示会加息，但是从现实来看，各方在加息的时间点上仍然存在分歧，再加上日本和欧洲继续其宽松的货币政策，至少在短期内美联储对加息会十分谨慎。

钟伟：从地缘维度看，欧盟似乎需要面对许多困难，除了传统安全、中东冲击和欧盟内部的政策协调，新近还增加了英国脱欧的变数。欧盟会否因英国脱欧而使其对成员的吸引力有所下降？英国是否会扮演一个既拒绝一些政策（例如移民政策）又迎合一些政策（例如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政策）的骑墙者角色？两位如何评估英国漫长的脱欧之路，及其对欧盟和英国未来数年的实际影响？

谭小芬：英国脱欧只是上述矛盾的激化。其脱欧肯定会削弱欧盟的实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其他起成员国民众希望进行公投的意愿。一份覆盖8个欧盟成员共6000多名民众的民调显示，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典都想公投。45%的人希望拥有公投的权利，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如果有公投的机会，他们会投票给“脱欧”。英国脱欧使得欧盟实力减弱，对成员国吸引力下降，但不会导致欧盟解体。欧盟的设立，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具有广泛的共识。英国脱欧不会动摇一体化的这一基础，哪怕英国脱欧了，英国的精英层仍普遍支持欧盟。欧盟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运作规范，不会因为英国脱欧而动摇。

脱欧对于英国来说，可能是漫长而艰难的。英国很有可能加入欧洲经济区（European Economic Area）——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盟之间的协议。决定英国脱欧的最关键问题是移民。而如果英国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则人口自由流动的条款必须保留；然而一旦人口自由流动，脱欧方的承诺就成了一纸空文。因此，英国脱欧后，既需要拒绝一些政策（如移民政策）又要迎合一些政策（如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政策），难度是较大的。

英国脱欧在中短期内对英国经济的整体影响偏负面，长期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短期内，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出口下滑、投资延缓、资本外流都是大概率事件。脱欧对英国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节省财政支出。英国一直是欧盟财政的主要贡献国，2011—2014 年，英国平均每年对欧盟财政的净贡献占英国GDP 的0.6%左右。其次，政策独立性提高。英国退出欧盟，英国政策独立性和自主性将提高。但这是有代价的：过去伦敦承揽了欧元结算的重要业务，而这一业务在脱欧后会向欧元区其他国家转移，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受到影响。

对欧盟而言，根据摩根士丹利欧洲经济团队的测算，英国脱欧后，在“温和”和“高压”两种情形下，欧盟2017年经济增速将可能分别下降0.7个百分点和两个百分点，并且区域内金融环境将出现显著紧缩状况。欧盟不仅是损失会员费那么简单，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均会受到影响。长期来看，英国脱欧对欧盟应该是负面影响更大一些。

徐建炜：从短期来看，英国脱欧的影响是很小的。一方面，从公投到最终的脱欧还有一段时间，一切皆有变数；另一方面，即便脱欧之后，英国也希望能够与欧盟建立包括类似瑞士模式或者挪威模式的联盟，从而使得脱欧并非完全彻底。英国脱欧以后，英国必须要重新开启WTO谈判，这本身也有变数。英国必须要在谈妥WTO的关税问题之后，才能重启与欧盟的谈判。这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真正让人关注的是长期影响。英国脱欧反映了欧盟体制本身的问题，如果不改革的话，可能还会有下一次公投。那时候，欧盟可能真要面临瓦解的威胁了。

英国脱欧一个常被人提起的好处，是可以更加灵活地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从短期来看，这并不容易实现，因为英国最迫切的问题其实还是与欧盟的协定，然后才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协定。从长期来看，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产业互补的角度，英国都不会实质性离开欧洲：脱欧仅仅是对短期内移民等问题的政治宣泄。

钟伟：从经贸维度看，美国的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对美中贸易不平衡表达了强硬姿态，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多有指责。同时，欧盟也面临兑现当年中国加入WTO时，关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问题，而英国脱欧则给中欧之间，中英之间如何深化自贸区合作增加了难度。自2010年以来，中国外资外贸领域表现疲弱，人民币汇率改革似乎仍然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在两位看来，中国和欧美传统经贸伙伴的交往，未来数年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谭小芬：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国看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会威胁其国际大国的地位，因而在技术等知识产品上限制对中国的出口，并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TTIP）和新的贸易协定（TISA）谈判。尽管中国也在积极参与和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谈判，但是仍处在美国主导的这些自贸谈判之外，且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一直抱有较大疑虑。此外，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成为中美贸易双边博弈中的一个长期议题。美国一直把巨大的贸易逆差归咎于汇率问题，为萎靡不振的经济找替罪羊，以稳定国内制造业的就业形势，并借此遏制中国崛起的态势。长期看，利益争夺的根本原因使得中美未来也只能是合作竞争的关系。具体到某一时期内，合作和竞争哪个是主旋律，则取决于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

欧盟因为还没有从上一轮经济危机中复苏，英国脱欧等内部矛盾尚存，在经济复苏中需要中国这一贸易伙伴的帮助；而中国身处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速放缓的阵痛中，也需要欧盟的支持。但欧洲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抬头。与中美关系不同的是，欧元区的复苏、中国“一带一路”发展的需要，都会使得中欧更多地表现为合作的关系。

徐建炜：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这一点毋庸置疑。不久前，世界银行出台了一份关于中国经济衰退对欧洲与中亚经济影响的研究报告，将中国视为了欧洲经济发展的竞争对手，并提出了“中国经济衰退有利于欧洲与中亚经济发展”的奇特观点。欧美的大量学者，也开始强调与中国的贸易仅仅会带来一部分人群受益，从而扩大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这一点在欧盟区更加明显，反映到政治上就是排斥对华贸易。相对而言，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对外投资普遍持欢迎态度，很多人寄希望于中国的“一带一路”等政策能够弥补欧洲基础设施不足、投资偏低等瓶颈。所以，欧洲目前很积极地与中国讨论投资问题，对贸易协定却不冷不热。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很难凭一己之力扭转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但至少可以通过内部改革，向国际表明中国的态度：第一，参与国际的经贸活动需要将规则更加透明化。第二，贸易不公平几乎是西方政客在反对中国贸易时的必然言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汇率非自由化、国企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第三，积极透过电子商务等非传统模式开展中欧经贸交往。中国的电子商务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的电子商务发展非常缓慢。许多西方的机构对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都抱有极大的兴趣，这是目前中国可以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的契机。

钟伟：从金融维度看，全球似乎都陷入了增长低迷、通缩持续和资产价格高企的奇怪组合。这使得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范式似乎陷入了一定的困境。例如，货币量宽并没有带来通胀，而是通缩持续；对低利率是否会带来流动性陷阱还存在争议，股票，债券和楼市却泡沫泛滥。这种国际金融局势对中国的利率汇率政策、资本账户管理和人民币国际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谭小芬：全球推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是央行直接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但由于没有解决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即便提供无限的流动性，也难以促进经济的强劲复苏。货币政策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当前很多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并不是利率不够低造成的。货币政策不过是为结构性改革赢得缓冲时间，长时间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会产生明显的副作用。一是会降低经济所需要的财政整顿和结构性改革的动力，使得市场过度关注货币政策，而忽略以结构性改革来提高潜在增长率和生产率。二是压低风险溢价、助长投机，造成市场扭曲，使资产价格不能充分反映其潜在风险。三是美国与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出现分化，造成国际金融市场预期混乱，资金在不同货币之间频繁流动逐利，酝酿了风险。

从利率政策来看，中国货币政策的宽松压低了融资成本，降低了地方政府利息成本，也有利于房地产的去库存化。但宽裕流动性下，资产价格泡沫问题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问题也凸显出来，暴露了货币政策作为总量政策的局限性。货币政策不能凭空创造GDP，其只能辅助实现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在存在诸如劳动力市场僵化、金融监管制度不完善等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效不大，且易导致经济金融的不稳定。

从汇率政策来看，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政策与美国的货币政策发生分化所导致的美元升值，加大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8·11”汇改后，人民币无论是在岸、离岸市场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贬值，这与美联储加息预期、欧洲和日本继续宽松、中国经济仍然处于探底阶段、出口竞争力承压密不可分。长期来看，一旦贸易状况突然恶化，中国GDP增长将受到严重影响。此外，相对某些利率已经降无可降的国家，中国未来降息仍然有空间，货币政策如果继续宽松会带来汇率调整的压力。

徐建炜：许多传统的经济理论在近些年来都遭遇挑战。国际金融市场出现许多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许多常规的应对手段也在失效。幸运的是，由于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很多风险都能够屏蔽在国门之外。在经济政策和公共应对能力较弱的情况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至少从短期来看，中国并不适宜于在全球经济仍处在衰退期间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在没有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其实也很难推动。因此，在这段时间暂时抛开国际金融改革而聚焦于国内经济问题，可能是更加合理的政策选择。

钟伟：国际局势多变，中国经济内部环境也呈L型，投资增速，尤其是民间投资增速不稳；消费亮点不多，乏善可陈；供给侧改革和宏观调控的难度日益加大。此外，对楼市泡沫的忧虑情绪也在上升。在内外双重压力下，两位认为中国最应该关注的，也即中国经济的薄弱点是什么？可选的政策组合又是什么？

谭小芬：中国经济薄弱点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

从产能过剩问题来看，国有控股企业凭借金融资源的高可得性优势，整体投资增速迅速攀升，而民间投资增速却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效率较为低下的众多国有企业，成为当前投资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又进一步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货币政策的宽松、流动性的充裕，导致资金追逐回报率高的风险资产。近年来，理财产品、股票市场、债券、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出现轮番上涨。资金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更愿意呆在资产市场。因此，要引导资金“脱虚入实”较为困难。

从企业债务和杠杆率来看。IMF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GDP为113.6%。这一数据在2010年之前基本比发达国家低，2010年之后开始高于发达国家。 2013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企业债务最大的国家。企业债务风险日渐积聚，危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去产能”中的焦点问题集中在资本效率及坏账处置，以及员工安置与再就业。在去杠杆方面，未来中国去杠杆的时机和方式的选择十分重要。

徐建炜：中国经济确实在减速。需要意识到的是，这种减速是结构性的。继续延续出口导向的贸易增长模式恐怕真的很难。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服务业发展孱弱，不仅仅是体现在量上，更重要的是质，如国内的医疗、教育等服务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远大于制造业。如果能够适时放开不必要的制度束缚，引入西方先进的企业与技术，则可以跟国内自身的服务业发展形成互补，带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契机。

第二个比较关键的是人口问题。中国长期的一胎化政策造成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这会是中国在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从西方经验来看，唯一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引入新移民。中国的北京上海之所以老龄化压力较小，恰恰是因为大量高技能人群的涌入弥补了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如果中国的户籍问题，能在放宽高技能人群的流动问题上取得进展，将有利于保持中国的中西部以及东北城市的生产竞争力，同时解决老龄化时代的财政等问题。

钟伟：两位都对全球经济复苏持相对悲观的判断，都对全球不断涌现的超级央行，以及人们对货币政策寄托的过高期望表达了担忧；同时也都指出，中国经济在全球动荡的格局下，还是以眼光对内、深化改革为好。谭教授比较关注产能过剩和企业债务问题；徐教授则强调了服务业和人口问题中蕴藏的机会。未来中国经济的命运，最终要取决于我们自己为之付出了多少正确的努力。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