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间的中国金融风险

进入2016年，中国经济和金融仍面临许多挑战。就金融而言，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之中的风险有哪些?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预期和信心问题。当前，部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健性的信心产生动摇，而维持信心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信心的维系不仅在于刺激政策的公开承诺，更在于政策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以及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持续见底向好。如果没有扎实的经济指标见底向好，市场信心和预期就难以出现一个积极的明确的拐点。

第二，关于汇率和资本流动问题。名义汇率维持在怎样的水平算是合适？资本流动的真实变化状况究竟如何？对这些信息的理解和判断需要较强的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回顾东亚危机和次贷危机中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政策表现，再考虑到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艰难探底的关键期，维持名义汇率的相对稳定，以及相对严格的资本管制框架，同时通过外贸、财税、金融等手段将实际有效汇率调控在合理区间，也许是较为稳妥的政策选择。或者说，汇率和资本管制变动应有利于三去一补一降，而不是额外增加更复杂变量。

第三，关于房地产去库存和金融风险问题。目前，中国房地产涉及到的融资金额较大，预计个人银行按揭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企业开发融资三部分总和大约接近32-35万亿元。更为重要的是，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往往也是以和房地产密切相关的厂房等为抵押物。因此，房地产去库存能否顺利完成，决定着系统性风险是否可控。

就房地产金融风险而言，部分在于金融体系内，而更大部分实际上在金融体系之外。目前房地产融资大致稳健，如果去库存平稳推进，楼市软着陆的机会较大。但如果在去库存目标达到之前，房产税、遗产税等围绕房地产的财税金融政策产生剧烈变化，政策性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规模不当，那么这些额外的政策变动，可能会对去库存的总目标构成较大冲击。

第四，以股市和企业债为代表的金融市场波动问题。2015年至今，中国股市跌宕起伏，这给金融体系带来了额外的风险。当下一个新的变化是信用债市场频繁出现打破刚性兑付现象。股市动荡可能直接影响公众信心，同时也对股权质押贷款为主的融资产生冲击;信用债市场的动荡，则需要密切关注从个别违约蔓延到群体违约的传染效应，使打破刚性兑付在有序可控中逐步展开。

目前央行通过“利率走廊”等组合调控工具，使货币市场稳定可控，而股市和信用债市场呈现启稳向好的积极迹象，但在宏观审慎框架和长期资金入市方面仍然不足。次贷危机之后，美、英和欧元区纷纷走向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之路，这值得中国借鉴。此外，如何引导和鼓励社保、国资、保险等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稳健入市，也值得斟酌，建议加速金融监管框架改革，适当扩大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以及扩容债转股规模等。

第五，关于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治理整顿问题。随着泛亚所和E租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倒闭，中国良莠不齐的互联网金融进入调整期。当下互联网金融机构数目大，规模小，管理弱。而互联网金融风险有其独特性，往往难以进行实质有效的风险管控。

对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治理整顿，建议一则坚持线上线下监管法规法规的一体化，坚决杜绝监管套利;二是学习美国对类似lending club的监管，推动智能联网线上线下平行均衡发展;三是重视地方金融办局在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方面的作用，从编制和职能上推动地方金融办局成为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六，关于金融风险见底更为迟缓的问题。当下中国经济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如果说对中国经济的预期还没有出现明显拐点，则对金融体系的预期出现拐点的时间可能更晚。如2012年中国银行业出现了银监会成立以来，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最低点，而经济增速的拐点在2010年下半年即已形成。因此，如果在2017-2018年中国经济转型初见积极成效的话，则针对中国金融的信心和预期，很可能迟至2020年前后才逐步呈现拐点。预计中国在整个十三五期间，都面临紧运行的金融体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