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面临的中长期挑战

人们逐渐习惯使用新常态来形容中国经济，这是对高增长的告别。但可能我们还未对新常态带来的巨大转折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否则我们就不会对印度经济增速如此敏感，也不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如此期待。

新常态可能存在着类似“日本病”的困惑。以往中国投资、外贸保持约20%的增速,工业增加值和M2增速也较快，通货膨胀则是常态威胁。而未来，很可能投资、消费和M2年均增速仅能维持在约10%，而工业和外贸则呈个位数增长，人们可能更将习惯于面对通缩而不是通胀。由此可能引发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争议。考虑到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生态环境和人口结构，如果全面深化改革不慎，则中国未来的增长轨迹很可能是拉长版、放大版的日本经济，中期内中国经济增速将下行和稳定在哪个平台仍不清晰。

新常态和三大引擎，尤其是工业4.0时代密切相关。中国经济成就顺沿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三大引擎展开，并伴随着必要的货币化。至今市场化改革仍然艰难，市场机制的关键性作用发挥受限。城市化进程和新型城镇化开始交叠，工业化进程处于中后期。目前全球工业已从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进入4.0时代。这种新型工业化可能与以往的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显著有别，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边界逐渐模糊，产业链更为本土化，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有所缓解。尽管中国领导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和万众创新思路，但中国围绕工业4.0时代的布局仍不清晰。

新常态将重新诠释增长和物价。从欧、美、日等体量较大的经济体的实践来看，在低增长下努力寻求和维持增长，在通缩阴影下努力维持物价温和，是十分艰难的。中国的未来可能也不例外，人们开始逐渐接受中国经济的较低增长，但似乎尚未对物价低迷有足够准备。2011年至今，中国从通胀走向通缩的轨迹日益明显，这迫使宏观政策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信用利差取决于实体经济运行的风险回报，而在新常态期间，实体经济传递给金融体系的风险不会有显著缓解。因此，解决增长和通缩的重心，可能会聚焦在中国如何降低中长期无风险利率上。欧、美、日最终选择的都是让无风险利率接近零，而风险溢价则由市场决定。

新常态使我们用全新目光看待人民币。中国曾一度享有超过GDP5%以上的国际收支顺差，但目前回归到约2%。考虑到中国的外汇储备收益，以及加工贸易的规模，基本上中国已进入国际收支大致平衡时代。同样，人民币汇率也面临着新常态。从1994年汇率并轨开始至今，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已从8.7升至6.0～6.3的区间。从跨境资本流动、结售汇净额和国际收支看，人民币已逐步告别了温和升值的常态，进入了更为均衡和双向波动的新阶段。这可能会对资本和金融交易账户可兑换的进程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影响，也许相应进程会更温和、均衡和务实。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长达20年的强势单边升值或将成往事。

新常态和大国环境紧密相连。未来中东、俄乌和东亚地区局势变数增多，经济金融等非传统安全逐渐与军事手段的传统安全并驾齐驱，美国的传统领导力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影响力相互博弈。外围可能会更多地讨论“中美国”这一G2形态对全球的深远影响，尽管中国并不热衷于此。这表明，我们需要思考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同时也必须思考世界对中国梦的种种猜测、想象和期待。

中国可能在逐步进入新常态，但甚至中国自身，都似乎未对这种经济新常态做好心理准备。大国有其兴衰，中国有其生生不息的文明和精神家园。尽管如此，新常态的不确定性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作者系《中国外汇》杂志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