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新”意

新常态概念虽然不是我们首创，但借用新常态概念来描述我国经济发展即将进入的新阶段，既比较恰当又十分必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提出新常态，重要的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而是建立一种新的意识与思维。建立新常态意识与思维，不仅有助于我们及时把握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也有利于摆脱以往那种当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之后，因我们的认识和政策不能及时调整而跟在后面被动适应的困境。这对于我们认识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特征，主动适应新变化、应对新挑战，前瞻性地调整工作思路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但在对新常态的理解上，目前尚在探索之中，处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态。有的人把新常态解释成为一好百好的理想状态，认为一旦进入新常态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有些人则将新常态描绘得比较悲观，似乎进入新常态就意味着好日子过完了，等待我们的都是苦日子。显然，这两种看法虽都不乏灼见，但均有失偏颇，不够客观。笔者认为，新常态就是新的发展阶段的一般性特征，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规律性变化。要客观认识新常态的含义和特征，不可以给新常态附加我们过多的主观愿望，给它承载它不该有的东西，更不能将新常态作为一个简单的压速度、弃增长的任务来完成。

客观认识新常态

当前，对于新常态的讨论之所以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究其实质，主要是对新常态是客观特征还是主观愿望、是现实状态还是理想状态等问题的理解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对此，应从以下方面正确认识新常态。

一是要客观现实地认识新常态。新常态是一个现实状态，而不是理想状态。我们认为，新常态是基于先发国家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未来发展阶段可能呈现的客观特征的想像与刻画的一个客观状态，而不是我们对未来发展阶段特征的愿望或期盼。虽然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实现一些愿望和理想，但新常态本身就是一个现实状态，表达的是一些客观特征。因此，不能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来想像新常态，不可以给新常态附加我们过多的主观愿望，让它承载不该承载的东西。旧常态有旧常态的问题，新常态也会有新常态的问题，如果认为未来进入新常态就什么问题都没了，未免过于理想化。

二是要辩证地看待新常态。新常态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一般状态或特征，并不意味着一旦进入新常态就一好百好，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特征，总体上是循序渐进的，在发展中螺旋上升，但每个发展阶段也会有每个阶段的问题。比如人在青少年时期，特点是“拔个子”，但可能出现偏瘦等“结构问题”，以及出现青春痘等伴生现象;中年时期的特点是比较“壮实”，青春痘等问题没有了，但也不会再长个了，还可能出现“啤酒肚”。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一样，早期可能会“快而不好”，成熟阶段可能会“好而不快”。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未来的发展阶段是“又好又快”，而不是从“快而不好”进入“好而不快”。

三要以平常心来看待新常态。进入新常态，客观上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告别过去的两位数增长，由过去的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或次高速增长。主观上意味着我们不再也不应追求高速度，更不能片面追求高速度甚至不计代价追求高速度。而这对于习惯于、或执着于高速度的人而言，也许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焦虑感。以平常心来看待新常态，一方面意味着不必对经济速度减缓产生焦虑感;另一方面，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欲将增长速度去之而后快，甚至将GDP视为万恶之源，把新常态当作一个简单的压速度、弃增长的任务。而当前尤其要注意的是后者。在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的过程中，要以平常心来认识和把握增长速度目标，既不能脱离潜在增长率继续追求高速度，也没有必要人为地刻意压低速度。

准确把握新常态

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的特征。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征也是必然的。

新常态的新，首先或直接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变化或新特征：从高速甚至超高速转为中高速。从国际比较来看，我们在许多方面与世界各国发展的基本轨迹是一致的，尤其是东亚发展中国家所具有或曾经出现的特征，我们基本上均具有或出现过。从世界性的普遍规律来看，90%以上的高增长经济体经过高速增长之后都会出现明显的减速，而接近90%的减速都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我们也不会例外，在我国“十三五”前后经济减速，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应是大概率事件，也是必然的。但由于我国存在双重二元结构，急剧增长呈现多速非同步特征，因而我们的经济减速有可能是波浪式减速，而不是像日本等经济体那样的台阶式减速，一下子从高速增长滑落至中速或低速增长。

新常态的新，从深层次来看是经济发展动力的新变化与新特征：旧动力弱化、新动力有待形成。从理论上来说，动力机制的变化是经济增长速度变化的内在原因，即速度是表，动力为里。在这个意义上说，进入新常态的根本原因是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旧动力逐渐减弱，新动力有待形成。需要强调的是，旧动力的减弱是必然事件，是不可避免的;而新动力的形成则是或有事件，虽然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必然的，需要通过主观努力加快创新和转型。因此，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进入新常态新动力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守株待兔等待新动力的出现，否则所有国家的经济一经起飞都必然能够达到高收入水平，就不会有“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了。

从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新常态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需求均发生了变化。在消费需求方面，将从人均收入迅速提高背景下带有一定模仿性质的排浪式大众消费，逐步转变为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在投资需求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时期出现的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投资峰值逐渐过去，代之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拉动;在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我国劳动力背景优势凸显和国际市场空间迅速扩张带来的外需拉动逐渐减弱，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领域的新优势有待并将逐步形成。

从供给推动角度来看，过去我国正值劳动力峰值阶段，生产要素供给充足，加上全球化进入鼎盛时期，外需旺盛，我们出现一个时期的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具有一定必然性。现在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国内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了、刘易斯拐点到了、资源和环境约束强化了;外部来看，全球化回潮，外需减弱了，我们随之从高速甚至超高速转入中高速、次高速增长阶段也是必然的。一方面，我们过去所依靠的人口资源优势等带来的人口红利在减弱，劳动力再配置带来的发展动力也因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接近尾声而减弱;另一方面，资源红利也逐渐消失，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而现在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

新常态的新，也表现在经济结构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城乡区域结构优化、供给需求结构优化。就区域结构而言，在经历了“均衡-非均衡”过程之后将进入再均衡阶段;就供给需求结构而言，也将在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和全球化峰值推动的二产比例和投资率达到峰值后逐步回落。

从区域结构来看，在全球化高潮期和我国出口导向政策推动下，产业布局必然呈现沿海和临港聚集特点。伴随全球化退潮、沿海地区减速，以及我国消费升级，生产力布局必然随之调整。再加上自主创新、扩大内需等，中西部中心城市、人口密集地区、老工业基地等将恢复性发展，区域结构将从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趋向再均衡。伴随市区产业和人口基本饱和，城乡之间从过去的城市吸引农村，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聚集效应，发展到了产业开始向外转移，发挥扩散效应的阶段，城乡结构同样从非均衡向均衡转变。劳动力城镇化比例达到53.73%，意味着社会结构由过去的以农民为主的社会变成了以工人为主的社会。伴随农民工市民化的加速，城乡结构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从以工人为主的社会变成以市民为主的社会。当然，这一变化也并非完全是从“坏结构”变为“好结构”，更多的还是从一个阶段的特征变为另一个阶段的特征。

从供需结构来看，由于我国以不能跨国流动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国外资本、技术和资源流入我国组织生产，且以可贸易产品生产为主，并最终将产成品输出到世界各国消费，因此，我国经济必然表现为高投资、高二产比例和高出口比例的“三高”特征。而伴随全球化逐渐退潮、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弱化，投资率正在下降，二产比例也将降下来，“跷跷板效应”将推动消费率、三产比例等相应上去。需求结构将由过去的以投资为主逐渐变成以消费为主，产业结构也将从以二产为主逐渐变成以三产为主。在内外结构方面，伴随我国劳动和资本供求关系变化，一方面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资本越来越多，我国正在从过去的“商品走出去”向“资本走出去”转变，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将日益成为我国对外经济新格局的显著特征。

新常态的新，还表现在经济发展新阶段不仅会面临新的困难与挑战，也会出现新的机遇与优势。就前者而言，伴随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劳动成本持续明显上升，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正在迅速丧失;环境约束强化、资源能源供应面临巨大压力;经济金融风险凸显，社会问题等非经济因素制约强化等，使得我国现阶段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将面临更大的风险与挑战。如果说上述各种风险是任何发展阶段都可能面临的共同风险，那么，伴随人均GDP提高和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则是新阶段、新常态面临的特殊风险。我们这里所讲的新常态面临的新风险和挑战，主要是从警示的角度来讲的，并不意味着新常态只有风险和挑战，没有机遇与优势。当前在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持续下滑，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企业家和投资者信心和预期发生了逆转。而企业家信心与预期之所以发生逆转，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些媒体将新常态宣传成为苦日子有关。从辩证法角度来看，有挑战必然有机遇。进入新常态，我们在面临挑战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机遇。比如，生产要素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生产要素质量则在逐步提高，这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自主创新加快会催生新的产业竞争力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会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以及区域协调发展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极和增长带等，都是新常态下可能出现的新机遇，需要紧紧抓住并利用好。

为了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我们管理经济的方式必将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为此，我们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改革资源配置模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与方式，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