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判断与底线思维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困难、微妙的调整转折时期。GDP自2010年一季度起已连续18个季度增长率减速，而且此趋势目前尚未稳住;大规模的改革重新启动，经济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好的发展势头，但改革红利的释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还远不足以形成能完全替代过去增长的动能;经济中过去多年积累的问题与风险正在逐步暴露，也在开始着手解决，但是进程与最终效果如何，现在还难以过早下结论;作为当前经济中关键变量的房市(价格与销售量)下跌与刺激房市政策重新启动已同时开始：情况错综复杂，稳增长和稳经济的压力很大。在此情境下如何分析经济形势?

不必过度悲观

当前中国经济确实正处于较为困难、微妙的转折时期，但是笔者认为，对此不必过度悲观，理由如下：

第一，经济增速下行是经济内在逻辑发展调整的结果，而适度调整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首先，尽管经过调整，经济增速仍在下行，但产业、需求、区域、收入分配等结构指标出现较好的转折势头，资源环境成本消耗在减少。其次，即使经济增速在适当下行，但中国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若能保持6.5%～7%的速度，相对而言，仍是绝对的高速增长。这种中高速增长可以为自身存在问题的逐步解决提供进一步的财力支撑。最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可以相信，将东西部和城乡间的差距、逐步崛起的大国消费市场以及充裕的劳动力市场等要素，配之以目前的适度调整，中国经济仍存在持续较长时期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和空间。

第二，前期经济的“超级繁荣”确实在银行体系内积累了一些问题与风险，但对此，银行体系已有所准备。2014年三季度末，银行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93%，拨备覆盖率为247.15%，贷款拨备率为2.88%，意味着银行体系已具备了不良贷款翻番增长的消化能力。

第三，中国政府持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30万亿元人民币的优质国有净资产，这是中国经济防范经济大震荡的本线和巨大的财力保障，也是美国危机后美、日等国政府羡慕不已的政府调控资源。

第四，改革速度在加快，在逐步释放改革红利、推动当期增长中，又在边际或增量上抑制和减弱了导致过去泡沫和不良资产的制度因素(如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等)。

第五，更为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中国政府对当前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是心中有数的，且已居安思危，悄悄开始了逐步化解风险的行动。可以说，中国政府自危机以来对系统性风险从未麻痹大意和盲目乐观，对“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判断以及主动积极的调整与深化改革，已成为保障中国经济不会一蹶不振的最基础的因素。

也不能盲目乐观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要知道，今天的经济仍在昨天经济运行的持续性影响笼罩之下。具体说，中国2009年以来巨额的货币投放还在对当下经济的运行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若以货币供应量M2衡量，2008年底是47.5万亿元，2013年末是110.6万亿元，5年内间，货币供应增加了63万亿元，超过1949年以来前59年47万亿元的货币供应。如此之多的货币已经在各个行业、领域中铺开了数以万计、几十万计的投资项目，形成了金融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长链条。其中，绝大多数项目仍在建设之中，远未达到投资回报期。

目前，受国际需求萎缩、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市场规模缩减的影响，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减少，导致一些企业还不了贷款本金与利息。其结果，必然会有一些企业濒临破产倒闭。这是必然的，否则就不合乎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了。与之相应，部分企业的破产倒闭，必然会引起银行对同类项目的谨慎放贷，同类企业本身也会减少新的投资欲望，结果将导致全社会贷款规模收缩。而其效应经企业间上下游的连续发酵与传染，就有可能带来债务紧缩螺旋型冲击，形成整个经济的内生收缩，产生新一轮企业的生存危机。2014年8月的统计数据已表明，当期的货币供应和社会融资余额增速几乎没变，但工业增加值降幅吓人，已降到2009年初以来的单月最低点，仅6.9%的增长。微观企业感到日子越来越难过。这些周期现象正如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和哈耶克的信用周期理论所指出的，曾经的由过度货币供应所引起的经济“超级繁荣”，最终必然会以经济的大震荡或危机来收场，然后才可能开始一个新的经济循环。因此，在当前，从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出发，若要聚焦讨论经济增速问题，关注的重点除了由就业所引起的社会稳定问题外，不是其他，恰恰应是如何防止一系列债权、债务链断裂现象的蔓延。这是当务之急，是大局。

事实上，目前实体经济表面之所以还未出现严重的震荡或大批企业破产倒闭的危机现象，恰恰是因为其背后隐藏着一系列非正常的经济行为在掩盖或拖延着问题的解决，如高利贷、庞氏融资、贷款交税、商品交换与偿债中的“以物易物”、僵尸企业的无效率存续、对互联互保问题的干涉与救助以及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等等。

更重要的也是必须要看到的，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在增速下行过程中之所以还能保持经济较为稳定的态势，恰恰不是因政府盲目乐观任其市场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府居安思危，考虑到“三期叠加”因素，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思维下，瞻前顾后、统筹考虑、主动出击，一边全面深化改革，一边在货币调控、投资、房地产等领域采取一系列行政干预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可以说，如果没有一定的政策干预，也许更大的问题早已出现了。

因此，作为简短结论，我们既不必过度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正确的态度应是谨慎乐观：从趋势看是乐观的，但这是建立在对当前形势的正确判断及政府采取恰当的调控技术基础上的。

把握好底线思维

谨慎乐观是有条件的。当前的中国经济，如果任其自然发展，政府不去作为，经济硬着陆是必然的;但若一味采取总量刺激政策，忽视深化改革与结构调整，不准备忍痛付出代价，那只能推后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时间，其结果同样是危险的。怎么办?不能走极端，要走中间道路。而走中间道路又该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度”?换句话说，就是政府怎样才能做到基于底线思维有作为又不过度作为，且会作为?

笔者认为，“三期叠加”的表述是对当前经济现象最为形象的概括与描述。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底线思维可以在回答“三期叠加”背后的疑问中展现。

经济增速换挡期，意味着经济增速要下来。我们能容忍下到什么地步?底线在哪?笔者认为，一是稳就业，稳住社会能容忍的较低的失业率;二是稳风险，在经济增速下降中允许一些企业破产出清，但不能任其传染，以致引发系统性风险。两者说到底，均为确保社会的稳定。

结构调整阵痛期，意味着要深化改革。要改革必然要直面风险暴露及其所带来的阵痛。那么，改革速度怎么掌握?底线在哪?底线在“部分阵痛”可以，但不能因阵痛恶化而引致“生命危险”，也就是不能引发国家的全局性、系统性风险。譬如资本账户开放改革，在国内诸条件不成熟且资产泡沫风险犹在的情况下，如果一下子完全打开资本流动大门，必然会引起中国经济的混乱，因此该项改革只能局限于“部分阵痛”，渐进推进。又譬如土地制度改革，在其他财税改革和条件还未充分准备到位的情况下，若短期内将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全归农民，同样会引起中国经济甚至是社会极大的混乱，因此宜徐图进之，不能冒失求快。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意味着要付代价。前期货币刺激政策带来了畸形的超级繁荣，也遗留下了长期过剩的产能和僵尸企业。这就需要淘汰破产，要市场出清，银行也要相应减记资产，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要缩水。此底线是什么?全国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缩水，金融可以去杠杆，企业可以破产，但不能对当前的经济增长进而对就业产生剧烈的冲击，也不能因部分企业债务问题连锁引发全国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和经济危机。换句话说，对业已存在的风险，只能用时间换空间，力争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去慢慢消化，而不能用危机式的、休克式的方式去消化。

综合上述分析，底线思维就是政府在实施各种调控技术中，必须牢牢把握就业稳定和不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大局。这既是出于对经济的考虑，同样也是出于对社会和政治大局稳定的考虑。若确实能做到这两点，GDP增速再低一点，改革步伐再快一点，并不可怕。从这个角度看，底线思维其实并不是一种新思维，而是3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的另一种表述：“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