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型期的潜在经济增速

潜在经济增速，是指在给定资源约束和制度约束下，经济运行在长期内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经济增速。潜在经济增速受到广泛关注有多方面的原因：潜在经济增速可以作为预测未来经济增长轨迹的依据，可以作为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等等。本文结合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期的特征，讨论中国目前正在面临的潜在经济增速变化，以及判断经济运行是否贴近潜在经济增速的指标。

转型期的潜在经济增速变化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经济步入结构转型期。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收入提高的过程中，产业结构也随之悄然变化。国际上的普遍的规律是：农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持续下降，工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的上升后开始趋稳甚至是下降，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趋势性上升。供求两方面的力量驱动着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化：从需求方面看，收入增长过程中，每单位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对服务业产品需求的增加超过对农业和工业品需求的增加，这是造成服务业相对于工业部门扩张的趋势性力量；从供给方面看，服务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不如工业部门，服务业产品相对价格增长，会导致服务业部门在GDP中的占比不断扩张。

中国概莫能外，经济结构转型已经发生。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截至2013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收入超过10000美元，人均名义GDP接近7000美元。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经济结构自2008年开始出现了转折性变化。金融危机以前，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持续上升，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小幅下降；危机以后，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开始趋势性下降，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开始趋势性上升。2008年与2013年相比，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从41.5%下降到37%，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则从41.8%上升到46.1%。

人均收入增长是推动上述经济结构变化的趋势性力量。一方面，收入增长伴随着工资增长，部分低附加值产品退出国际市场，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增速和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另一方面，像其他国家一样，收入增长过程中，对服务业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高于工业品，对工业品的国内需求增速下降，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

经济结构转型带来了中国经济的供求失衡压力，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收入增长所要求的资源配置调整方向使资源从传统工业部门转向服务业部门和高附加值工业品部门。如果资源转向受阻，会出现结构性供求失衡：传统工业品部门产能过剩，同时伴随着服务业和高附加值工业品部门无法得到充分发展。在这种情境下，资源得不到合理、充分的利用，经济潜在增速下降。

经济潜在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约束遏制了资源向服务业部门和高附加值工业品部门的有效转移。最突出的制度约束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传统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主要适用于服务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在功能上难以有效实现符合产业结构转型需要的储蓄-投资转换；二是服务业部门的市场化程度较低，资源进入受阻。中国的教育、医疗、铁路、航空、邮政与通讯、金融中介、社会工作等诸多服务业部门所处的市场化程度均比较低，普遍存在市场准入受到严格限制，在不同类型的市场参与主体中难以实现公平竞争，细分市场不完善，法律和政策等市场基础设施不健全等现象。更加接近垄断的服务业市场结构遏制了资源流入。

放松制度约束能够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速。经济结构转型期内，潜在经济增速存在更大的变数。更大的变数主要来自于对供给方的制度约束变化。供给方的制度约束变化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更紧的制度约束，即政策面过度强调短期内保持较高经济增速，缺少经济结构转型调整所要求的改革措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持续下降，供给方活力也在持续下降，经济运行向更低的潜在经济增速收敛；另一种是放松制度约束，即改革措施克服了资源跨行业配置的制度约束，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在后一种情境下，即便经济增速较经济结构转型之前有所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会较小。

判断是否贴近潜在经济增速的依据

传统观点认为，判断经济运行是否贴近潜在经济增速的主要依据是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升高，所传递的信息是总需求力量超出了供给方能力，则较高的经济增速超出了潜在经济增速，难以持续；反之，通货紧缩所传递的信息是总需求力量低于供给方能力，则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

但传统观点受到了严重质疑，金融周期概念对潜在经济增速进行了重新审视。传统观点认为，潜在产出等同于非通胀产出和可持续产出；但现实并非如此，非通胀产出并不等于可持续产出。最突出的例子是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泡沫危机和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夜，通货膨胀压力都不突出，但是危机爆发以后，经济增长率却一落千丈。通货膨胀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经济增速突然大幅下降，说明危机前较高的经济增速并不能持续。也就是说，并非通货膨胀才能传递出有效的、反映经济运行留在可持续增长水平的信息。

金融周期概念因此受到关注。有学者提出，以此作为判断经济是否处于潜在增速的补充依据。国际清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劳迪奥•博瑞欧（Claudio Borio）在谈到金融周期时指出：市场对价值和风险的认知、对风险的态度和融资约束之间的交互强化过程，反映在金融周期的主要指标是信贷增速和房地产价格。他认为，如果以信贷增速和房地产价格为度量的金融周期显示存在过度高涨，那么未来将面临金融周期下行引发的经济增速大幅下降。这种情境下，即便没有明显的通胀压力，相对应的经济增速也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速。宏观经济决策当中，不仅要考虑非通胀的经济增速，还需考虑经过金融周期调整的经济增速，后者对应可持续的经济增速。

基于金融周期概念对潜在经济增速做出调整，值得中国借鉴。如果中国将迎来房地产价格的趋势性调整，如果目前全社会债务规模增长速度难以持续，那么即便当前没有通胀压力，当前经济增速也高于潜在增速，在今后也不能持续。这对预测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速和指导宏观政策取向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在中国将金融周期概念应用于测算潜在GDP增速时也会面临困难：一方面，中国还没有真正经历过完整意义上的房地产价格周期；另一方面，考虑到政府对金融体系的过度干预，对中国信贷/债务增长的可持续性做出合理的测算也非常困难。

这就需要针对中国国情，研究基于经济结构转型的潜在增长率。不可持续力量推动的经济增速等价于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速，这可以作为判断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补充依据。但以什么指标衡量不可持续的力量则还缺乏相关研究，亟待探索。仅从笔者的视野来看，值得研究和备选的指标包括：居民、政府或者企业某一部门的债务增长速度，或者是总量的债务增长速度，还有固定资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

固定资本形成在GDP中占比过高，实际上已经释放出了当前经济增速远高于潜在经济增速的信号。2008～2013年，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在GDP中占比从危机前的40%左右提高到47%。资本形成与GDP之比上升，同时伴随GDP增速的显著下降，结果是边际资本产出比（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 简称ICOR）迅速上升，即每增加1单位产出所需要的新增资本形成大幅增加。从国际标准看，ICOR一般在3左右，即每增加1单位产出需要3个单位新增资本；而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前在3.5～4之间，金融危之以后则陡然上升，并自2012年以后一直高于6。ICOR超过6，意味着非常糟糕的投资效率，从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都难以持续。如果高投资难以持续，在不能有效提高投资效率的前提下，高投资对应的高经济增速也难以持续。由此可判断，当前经济增速高于潜在经济增速。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呈趋势性下降。即便如此，目前7.5%的经济增速还是在难以持续的高投资规模上获得的，潜在经济增速应远低于此。潜在增速在金融危机前后如此大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约束遏制了资源的合理流向，结构性供求失衡压力持续加剧。因此，未来提高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主要途径，应在于尽快放松制度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