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十年：繁荣中的风险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经济增速换档期、经济风险暴露期和历史包袱消化期。我们试图将2004年和2013年中国的主要经济指标进行对比，以观察哪些指标的变动是正常的，哪些则是异常的，异常值又是否意味着风险？

2004和2013年中国GDP分别为13.6万亿元和56.7万亿元，后者较前者增长了4.2倍。从增速看，则由前者10%的高速平台下行到后者的7.7%。如果以部门法来核算，2004年和2013年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增速分别为11.1%和7.8%，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增速分别为8.5%和8.3%。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主要是制造业增长放缓引起的。以10年经济总量增长4.2倍为参照系，我们再看其他相关经济指标的正常和异常变动。

异常偏低值：居民收入增长。农民纯收入从2900元增至8900元，增3.1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9400元增至2.7万元，增2.9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慢于GDP增长，城乡之间的鸿沟也没有明显缓解。这意味着劳动者的报酬在GDP中的占比在持续下降。

正常值：社会零售商品总额。10年间从5.4万亿元增长至23.4万亿元，增4.33倍。我们不能忽视这十年间住房和汽车等进入了家庭，这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给消费带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随着居民收入增长的放缓和居民净储蓄率的滑坡，可以预见，未来房、车等“硬消费”潜力有限，信息娱乐等体验类“软消费”被寄予厚望。

正常值：工业规模和盈利。10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从5.5万亿元增至21万亿元，增长3.8倍；利润总额从1.6万亿元增至6.2万亿元，增长3.9倍。两者和GDP的扩张基本同步，但略慢一些。这可能与制造业过度扩张的惯性思维有出入。这暗示，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不能将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心放在工业化之上。

异常值：政府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收入从2.64万亿元增至12.9万亿元，增长了4.9倍，显示过去10年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明显增长。但财税收入的高增长，到底是政策本身所致，还是土地财政和税费征缴率所致，仍值得斟酌。

异常值：金融部门盈利。2004年，中国金融行业的利润仅为900亿元，2 0 1 3 年则超过1 .4万亿元，增长了15倍。金融体系的效率很可能在过去10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个异常值为外汇储备，从6100亿美元增至3.8万亿美元，增6.2倍。这是对外贸易优先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异常值：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从7万亿元增至43.7万亿元，猛增6.1倍。考虑到制造业没有异乎寻常的增长，那么推动投资增长的，很可能是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

结合以上数据的变动，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初步判断：一是政府和企业在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二是企业部门中金融机构比实体经济获得了更显著的红利；三是住户部门中城乡鸿沟没有根本变化。

至此，可以看到，过去10年，在国民经济收入的总盘子中，政府和企业拿得多，政府多拿的主要搞了基建，企业多拿的主要搞了金融和地产。未来数年，硬基建必须转向软服务，金融和地产的转型仍前景不明。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持续增加劳动力报酬的分配份额，改善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大势所趋。

繁荣期积累的风险有多大？必须承认，目前的中国经济比10年前要好。一是1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像样的政府资源，而目前持有的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以及外汇储备都十分庞大。二是目前的企业部门比10年前要好。10年前国企刚刚经历了“三年脱困”的煎熬，处于重建的阶段。三是目前的金融体系远好于10年前。10年前银行证券行业处于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边缘，形势岌岌可危；而现在，中国银行业似乎有能力吸收未来经济转型中的不良损失。处于“三期叠加”之中的中国，需要耐心和创新才能逐步化解这些仍在不断积累之中的风险。

作者系本刊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