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我国潜在经济增速

近年来，关于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的讨论很多。事实上，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速已经由过去三十年10%左右的平均增速下降至近期7%～8%的增速。对此，大家的观点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这种经济减速是周期性的，只要国际金融危机过去，我国经济仍可以恢复至8%甚至更高的水平；但也有人觉得，这是结构性原因引起的，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以及环境资源等的制约，使得我国过去的高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但无论是哪种观点，对于潜在增速的理解大都停留在凯恩斯主义以及GDP核算中有关“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内，对其本质内涵及其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并没有形成统一且清晰的看法。

虽然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开始明显回落，但劳动力市场依然保持平稳，且没有出现大量失业的现象。更特别的是，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求人倍率指标在2010年第一季度以后甚至与GDP增长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背离。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就业和产出存在某种程度的正向联系，而我国最近几年来的情况却与之恰恰相反。有学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等（蔡昉，2013）。这种完全从劳动力供给总量角度解释经济增速放缓但劳动力市场表现良好的观点虽然比较普遍，但其说明力仍显不足。此次危机以来，受外需冲击最为严重的制造业的就业下滑明显，而非制造业（主要是服务业）就业增长则较为稳定。这可能表明，服务业部分吸收了从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因此经济增速的下滑并没有伴随失业的增加。根据经济学家奥肯（Okun，1963）的定义，在实现了充分就业且不存在通胀压力的情况下，产出即为潜在产出。这就意味着，当前我国经济的减速实质上是潜在产出增速的下降，而非经济周期的原因。

产业结构变迁对潜在产出的影响

早在17世纪，威廉•配第就对产业与就业结构变迁得出了经验性结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钱纳里（1986）认为，促成这种转移的共同驱动因素，既有因收入上升带来的需求结构的变化，也有因技术进步带来的供给结构的改变，还有国际贸易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小觑。在工业化早期，受技术匮乏和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的影响，经济体以进口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生产和出口低端消费品为主。这一阶段的制造业吸收就业的能力非常强。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殆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象发生逆转，工资快速上涨使得传统比较优势丧失，逼迫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同时，技术进步也使制造业内部的分工更加专业化，设计、研发等高附加值职能逐渐强化，而低附加值的加工等职能则以外包的形式转移给更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经济体。因此，在制造业转型后，经济体将以生产和出口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服务，以及进口消费品为主。这时，制造业就业数量将出现相对甚至绝对减少；与此同时，随着收入提高所带来的巨大需求驱动，服务业成为吸收就业的主力。

同时，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也伴随着以人均产出衡量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一般而言，由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速显著高于服务业，就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将会导致社会总劳动生产率增速出现下降。而在这一阶段，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往往保持相对稳定（甚至下降），从而，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将直接引发经济增速趋势性下降。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速的下降并没有伴随失业的增加，因为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高于制造业，劳动力市场通常表现为充分就业的状态。换句话说，这时的潜在经济增速出现了下降。

日本与韩国的经验证据

日本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主要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二战后，日本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促使其迅速迈上了工业化之路，就业开始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在1956～1975年的20年间，日本农业就业占比从38%下降至13%，而制造业和服务业则都上升了约12个百分点，分别达到37%和49%。但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制造业工资开始迅速上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制造业就业绝对数量和相对占比都开始持续减少。截至2010年，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比已降至25%，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最高点相比下降了约12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服务业就业则持续增长，2010年服务业就业占比已高达71%。就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使得日本的总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从1956～1973年的7.8%降至1974～1998年的2.3%。总劳动生产率增速的降低，使得GDP年均增长率从前一阶段的8.6%降为后一阶段的3.3%。特别在产出从高速增长向低速增长转变的时期（1969～1973年），GDP增速更处于连续下降的状态。但是，劳动力市场却实现了充分就业，求人倍率指标在这期间超过1，并处于上升趋势，与GDP增长趋势出现背离。这说明，日本在这一时期潜在产出增速开始下降。

韩国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走上了工业化之路，制造业就业和工资都开始快速增长。但从1991年开始，制造业就业绝对数量开始减少，其在总就业中的占比也于次年开始持续下降。截至2010年，韩国制造业就业占比下降至16%，相对于1992年的最高点下降了约20个百分点。同时，服务业就业占比则不断上升，至2010年已高达77%。在制造业就业减少的同时，韩国制造业却成功地实现了转型升级，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1991～2000年期间，韩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由19%上升为35%。尽管如此，就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仍使得韩国的总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由1981～1991年的6.5%降至1992～2010年的3 . 8 %，从而导致GDP年均增速从前一阶段的8 . 8 %降为后一阶段的5.0%。在1988～1992年期间，韩国同样出现了GDP与就业增长趋势的背离现象，GDP增速呈现系统性下降，就业率却在上升。这说明，在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阶段，韩国的潜在产出增速也出现系统性下降。

中国产业结构正在经历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二、三产业转移。1 9 79～2012年期间，我国农业就业占比下降了36个百分点，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则分别上升了13、23个百分点。当前，我国三个产业就业占比分别为34%、30%和36%，基本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但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就业结构相比，我国农业就业占比仍非常高，第二产业就业占比接近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最高水平，而服务业就业占比则相对较低。这可能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农业就业占比继续下降、服务业就业占比继续上升的空间仍然存在，但第二产业就业占比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可能非常有限。

当前，尽管我国农业就业占比仍然较高，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渐减少，反映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求人倍率指标在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并超过1。这说明，长期以来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紧张，使得制造业从业者的工资快速上涨，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受冲击最为明显。例如，作为纺织、服装、皮革业的工资产出比在2007～2010年3年间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工资占产出的比例已超过了50%。同时，食品、饮料、烟酒和其他制造业的工资产出比也接近30%。工资产出比的上升挤压了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当它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制造业企业就不得不破产或转型升级。这种现象在日、韩已经发生过。例如，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转型期，工资产出比在30.8%～34.8%之间，1986年之后才开始下降；韩国在制造业在转型的90年代初期，工资产出比也上升到约30%，转型后则呈下降趋势。通过这种对比，可以感受到当前我国产业转型的紧迫性。此外，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需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局面。种种迹象表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或许正在我国悄然进行。

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影响

我国的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可能是造成当前就业和产出趋势性背离的基本原因。从就业数据来看，我国制造业新增就业在2008年后较前几年明显减少，但其就业占比的下行拐点尚未出现。服务业新增就业变化不大，但考虑到我国服务业统计数据的缺陷，其就业存在低估的可能性。特别是近年来，电子商务等新兴服务业的快速崛起，使这种低估有可能更加严重。从PMI就业指数来看，制造业自2011年10月之后的26个月中，仅有3个月处于50以上；而非制造业则一直高于50，说明制造业就业可能出现了转移的迹象。由于我国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化十分显著，就业结构的微小变化都会对总劳动生产率产生重要作用。社会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2007年的14.1%降为2012年的7.4%，导致产出增速大幅下降。但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却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说明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可能开始下降。这种状况与日、韩在制造业转型期十分类似。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的潜在增速会是像日本一样显著降低，还是像韩国一样缓慢减速，则取决于产业转型升级成功与否。在此过程中，应审慎使用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等需求管理政策。面对经济的结构性（而不仅仅是周期性）的减速，如果我们仍坚持用传统方式去刺激经济，则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例如，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可能会促使工资更快地上涨，结果反而会导致制造业比较优势更快丧失，还可能会造成宏观经济滞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