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的新意

发布:2013-12-16 编辑:2013-12-16 来源: 《中国外汇》
在完善经济基本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等诸多领域,均进行了战略部署。这次中国改革的升级版传递了怎样的新政新意?

主持人:钟 伟 《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  宾:管 涛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

        丁志杰 对外经济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近期,全球都在关注中国在改革开放征程上的再出发。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来看,本次改革涉及了政府、社会、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网络等诸多领域,给出了2020年之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在完善经济基本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等诸多领域,均进行了战略部署。这次中国改革的升级版传递了怎样的新政新意?

    钟伟: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在1992年的十四大上,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后中国以加入WTO为标志,以开放促改革日渐清晰。两位觉得这次三中全会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和过去的改革思路相比,有何重大突破?

    管涛:关于历史背景的理解可以有三个层次。一是改革开放已经历时30多年,大家对这一基本路线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社会面貌的日新月异等,都离不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性和长期性也被进一步确认。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时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决定》的说明中提出“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二是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并且明确了2020年这一时间点。可以说各方面任务都十分紧迫。三是当前中国发展面临新的环境和问题。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有增无减;同时,我国经济领域的一些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也较多,并扩散到了社会领域,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予以解决。

与过去的改革思路相比,此次全面深化改革突出呈现了三大特点:一是改革不局限于经济体制,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思路,强调各领域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二是注重问题导向,主要是针对当前及未来我国发展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强调抓住关键问题、解决现实问题;三是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制定了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以及时间表、路线图等,同时也强调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形成改革合力。

    丁志杰: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拨乱反正。这里的中心是指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中心。十四届、十六届两次三中全会的决定,均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题。这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然而,经济活动毕竟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他部分也需要改革。此次《决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也不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钟伟: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提出了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建立混合所有制等新提法。两位能否简要谈一下此次《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部分中最令人鼓舞的内容?

    管涛:三中全会的决定有很多亮点,我着重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方面谈两点看法。首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变为“决定”,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转化。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我们一直提的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就意味着在市场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力量直接配置资源。因此,“决定性”作用的提出,一方面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突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是对完善市场体系重要性的强调,要使其能够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次,市场作用从“基础”到“决定”的转变,实际上是落脚在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上。从多年来的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看,政府总体上是保障着市场发挥作用,但在有些时候、有些领域,政府也参与了过多的资源配置活动。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意味着政府要从中退出。那么,政府的职责和作用又在哪里呢?对此,《决定》也予以了明确,那就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丁志杰:最令人鼓舞的内容是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重新定位,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和政府是两只手,在经济领域同时存在起作用。由于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识偏差,在某些领域我国市场化出现了倒退的倾向:市场只是台面的手,而政府才是幕后实际操作的手,政府的作用凌驾于市场之上,市场只是政府意愿和意志的反映和表现。这次重新定位,为充分发挥市场的效率优势,同时发挥政府的调节调控作用,激发经济活力,提供了制度保障。

    钟伟:在金融领域改革方面,《决定》提出了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展普惠金融。两位对民营银行、多层次资本市场和普惠金融这三点如何解读?

    管涛:允许民营资本设立银行,一是体现了金融业对外和对内开放的统一,在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下,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统一的监管框架,让境外资本、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在同一个平台上共同发展。国内金融机构也可以借此提升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逐步适应未来国际化发展的需要。二是民间资本设立中小型银行,可进一步加强金融业的竞争性,也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首先是我国资本市场的自身需要发展问题,包括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等各个市场,都需要不断地拓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以更大程度地发挥直接融资的作用。而资本市场体系的发展则有利于优化我国的投融资结构,提高国内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推动经济结构加快调整,逐步实现我国经济的对内和对外平衡。

    普惠金融就是要发展作为普遍服务的包容性金融体系。一是要服务实体经济,主要是通过促进小型金融机构发展、加强政策引导、鼓励金融创新等手段,加强对小微企业、农村地区等经济社会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二是要服务民生,通过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推动金融知识普及等方法,满足人民群众的金融需求,维护人民群众的金融利益。

    丁志杰:这三点是完善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过去学界和业界呼吁比较多的。其打破了过去只在存量内做文章的做法,对强化金融体系竞争具有积极的作用。普惠金融要使金融惠及更广大的群体,这方面国内外都有一些成熟的做法和经验,但是如何同时实现普惠和商业可持续两个目标,政府又如何发挥作用,在类似的普惠金融的模式探索上,依然存在很大的空间。

    《决定》对金融的着墨不多,有些低于之前社会的预期。一种可能是,对金融改革的目标有共识,但具体如何改存在较大的分歧;另一种可能是,对如何修正金融在社会经济中地位和作用被高估的状况,在服务好实体经济的基础上推动金融发展(而不是脱离实体经济,更不是从实体经济“剪羊毛”的金融自我膨胀),尚需进行探索。

    钟伟:在涉及外汇管理的相关领域,《决定》提出: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两位对这些涉及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内容如何解读?

    管涛:外汇管理制度改革也需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由市场调节跨境资本流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一是要完善价格机制,通过利率和汇率有效配置国内国际资金。汇率形成机制将更加突出市场化的方向,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弹性,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常态式干预。利率市场化将注重由市场主体通过自主定价更好地反映国内资金成本,并完善央行利率调控框架和传导机制。二是要发展外汇市场,为推动汇率相关改革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拓展外汇市场的广度与深度,丰富外汇市场产品,扩大外汇市场参与主体,推进外汇市场双向开放,完善交易平台和监管框架等,使得我国外汇市场能够更加充分地反映外汇供求信息,发挥资源配置、价格发现和风险规避的功能。三是要开放资本账户,为资本的跨境自由进出提供更加广泛的空间。我觉得特别是要继续鼓励藏汇于民和对外投资,降低外汇资产由央行持有的比重,逐步形成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平衡格局。此外,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不意味着放弃所有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对于一些短期流动较快的项目还需要保留适当的管理。但肯定要转变管理思路,由高效的宏观审慎管理替代传统的行政审批。

    丁志杰:把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放在一起,而且进行这样的排序,说明未来改革的大体思路是:包括对外金融政策调整在内的对外开放模式转型与利率市场化等国内改革要同步协调推进,甚至对外开放要先于国内改革。这和理论上经济自由化的常规顺序有很大不同:首先,在新的形势下,以出口和利用外资为主的传统对外开放模式可能制约了国内结构转型,意味着我国是以低收益对外输出储蓄资源,因此《决定》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此同时,传统开放模式下的对外金融政策,也需要调整。其次,在传统开放模式下,我国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如果不进行开放模式转变而单独推进利率市场化,可能会使这种状况进一步恶化。目前,围绕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国内还存在比较大的分歧,不仅体现在学界和政府之间,也存在于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对此,《决定》充分考虑并兼顾了各方的观点。

    《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表明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不意味着完全自由放任,而是会保留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必要管理;但管理的方式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从数量型、行政性管制措施转向价格型、市场化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市场对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担忧,减少不必要的改革阻力。

    钟伟: 谢谢两位的精彩发言。十八届三中全会意味着中国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大布局,为践行“中国梦”继续航行。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推动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在金融改革方面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些新政的推出,使人们对2020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