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肇始于2007年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的救助和刺激措施，实质都是把私人部门债务转为政府公共债务。这最终酿成了主权债务危机。无奈之下，发达国家改由央行以量化宽松的名义购买国债。目前全球央行的资产规模约为1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0%，是十年前的两倍。

 

发达经济体现阶段的发展状况让我们想起了“英国病”。二战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英国经济出现滞涨：制造业竞争力衰退、财政赤字扩大、失业率高企……究其原因，是政府信奉凯恩斯主义，将关注点都放在了改善供求关系上，而忽略了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解决产业结构升级等深层次矛盾。1974～1983年，英国年均GDP增长仅为1.2％。撒切尔政府上台后推行新自由经济主义改革，改用货币学派为主的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削减税率、金融自由化、稳定货币政策、推进私有化改革等措施，提升了企业运营效率和国际竞争力，遂使英国摆脱了滞涨的困扰。

 

2013年，全球金融危机已进入第六年，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仍深陷于后危机时期的影响之中。发达经济体似乎患上了一种共同的“病症”：传统产业竞争力相对弱化，经济复苏缓慢；过度依赖扩大财政支出导致的高债务问题，进一步降低了潜在经济产出，加剧了中长期通胀和货币贬值压力，并可能损害市场信心，推高政府的融资成本和实际利率。面对困局，如何消除“病症”，目前看来发达经济体并未找到良方，只能在收紧财政的同时配之以超宽松货币政策。但这最终可能酿成英国式的滞胀，并拖延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正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发达经济体财政货币化，也使得新兴市场资本净流入大幅上升。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在美联储大规模推行QE的2009到2011年，新兴经济体资本净流入超过2万亿美元，年均增幅近40%，远超过去十五年18%的平均水平。然而在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之后，未来却存在两种情形会触发全球跨境资本流量的增减和流向的转变。一是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近期美联储公布的2012年12月份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其内部在何时停止量化宽松政策上已出现分歧。美联储会后还发布了明确的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标准，包括6.5%以下的失业率、2.5%以上的通胀率及其它相关经济指标。二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投资者避险情绪上升，资金回撤至发达国家。上述两种情形无疑都会对新兴市场国家十分脆弱的金融市场带来冲击，打乱其经济发展进程。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应居安思危，提高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预判和预警能力，防范跨境资本大进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