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控通胀 审慎加息

中粮集团本月中下旬终于放手为福临门食用油提价，比竞争对手益海嘉里的金龙鱼多撑了十几天，接下来将得到解脱的还有九三粮油和中纺集团，他们可以跟风涨价了。 这意味着一线食用油品牌开始全线提价。不仅仅是食用油，猪肉、鸡蛋、茄子、苦瓜以及食糖的价格，进入8月之后也已经不再像去年那样排队冒尖、轮流坐庄，只等着发改委和商务部去挨个“敲打”，相反开始呈现一种普遍看涨的趋势。 上周商务部重点监测的食用农产品价格均出现了小幅上涨，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与前一周相比涨幅达到6.1%，其中生菜、茄子和苦瓜价格涨幅居前，分别为18.3%、14.1%和11.1%。鸡蛋和猪肉的涨幅有所扩大，食糖价格则突破历史性高价8000元/吨。 看涨的诱因有很多，有中秋节、金九银十、春节等一轮轮的消费旺季推动，也有饲料成本、化肥成本挤压和中间商资金的炒作，还有国外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推波助澜。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政府控通胀的手段正在慢慢被市场转移甚至消解，其效果已经大打折扣，监管层内部也出现了对调控手段使用和价格趋势判断的前后不一致，这些都加剧了人们对控通胀效果的担忧。 食用油限价令的“取消”即是一例。早在去年11月底，四家食用油巨头就爆出发改委要求其保持价格稳定到今年3月的消息，随后又再三延期至今年8月。8月初，发改委价格司刚刚声称并无“限价令”一说，食用油是市场调节价格，益海嘉里和中粮就纷纷放出提价消息，难道仅仅是巧合？与其认为食用油价格近9个月维持稳定是企业自主定价行为，还不如说行政限价措施维持了近9个月后已经失效，只是监管部门不愿明说顺水推舟罢了。 光靠政府部门来“维稳价格”显然只能短期治标，其作用是为货币政策的调整赢得足够的时间。那么，货币政策的作为又如何？ 从去年11月至今，央行已经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了2.5个百分点，冻结资金已达上万亿。但市场总能自寻出路，一方面在民间借贷体系“漏水”的情况下，这种冻结是要打折扣的。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还能通过票据融资时客户存入的保证金存款获得额外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正在随着各行各业对票据融资需求的猛增被进一步放大。 央行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末到7月末，短短5个月时间保证金存款增加了8000多亿元，截至7月末存款余额已高达4.44万亿元。这些保证金是银行不用缴纳存款准备金的“活钱”，如同另一个漏斗，正在不断地对冲央行的紧缩政策。虽然央行目前已经亡羊补牢，要求分步向保证金存款按21.5%计提准备金——相当于对整个金融体系连续三到四次提高准备金率，不过从释放信号到政策见效显然需要时间。 而眼下，即便是强大如发改委，也无法保证能再次用约谈限价的方式“借”来时间，遑论曾经9个月的食用油价平稳期。毕竟长时间的价格管制只会让发改委身负骂名，还要疲于奔命地为受管制的企业调集低成本原料藉以维持——这些国家储备原料的定向销售正在渐渐掏空国家调控市场的后期底气。在这种情况下，发改委一改8月初对本轮CPI上涨已近拐点的预测口径，开始承认下半年物价仍将高位运行的事实，用保守的姿态给市场打预防针。 这种情形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从未碰到过的局面。 事实上，中国一向以擅长运用宏观调控管理通胀而著称。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近20年间，中国已经经历过数次大大小小的通胀，CPI最高涨幅曾达到14%以上。在数次与通胀的较量中，政府宏观调控的体系和能力也不断完善加强，从最初由发改委主导到后来的央行、商务部、银监会等多部委协调参与，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控通胀手段和机制。但总的来说在政策选择上仍然是以“拖延”为主，即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和缓和通胀局面，缩小通胀影响范围，等待一两年后宏观经济形势好转，1994年的海南房地产泡沫和2005年的楼市调控就是例证。 然而，此次通胀与以往所面临的局面有很大不同。首先是持续时间较长，从2008年至今危机已近三年，全球经济仍有二次探底的风险，各国经济刺激政策不可能做到完全退出，美国第前两轮量化宽松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和输入型通胀不仅未消除且仍有加剧的倾向。其次是政策选择难度大，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种利益集团已经逐渐成形，对政策的预测和游说能力正在加强，加之经济结构日趋复杂化，政策出台后被扭曲甚至稀释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但目前看来，政府似乎还在延续以往的短期拖延战术，希望以行政命令换来稳定物价的时间，以时间换来其他政策发挥的空间，这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情况了。当然，不排除发改委仍有可能实行新一轮行政限价措施，央行还存在继续加息和调整准备金率的政策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先行经验，在前景未知、新政策总体框架又尚未成型之前，每项既有政策的加码无疑都存在很大的试错风险，其影响面也会在舆论环境中被迅速放大，这也是下一步监管层不得不注意的问题。 比如加息，即使算作一道控制通胀的防线，这道堤坝现在也已经筑得足够高了，还要再高吗？ 央行自去年11月以来已4次加息，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升至6.56%，带动商业机构和民间利率蹿升至7%-15%的水平，资金成本加重所导致的宏观经济下滑风险已经真实存在。与此同时，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3.5%，剔除通胀因素后还是负利率，难以遏制大量居民储蓄存款流出寻利的冲动。两难之间，还有一个国际“靴子”迟迟没有落下——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如果美国经济短期内仍然不见起色，QE3将难以避免，美元进一步贬值或成定局，由此带来的大宗商品普涨和输入型通胀将进一步加剧，此时加息无疑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压力也会陡增，押注升值套利的海外游资会更加兴奋，这绝对不是监管层乐意见到的。 在既有政策的边际效应不断递减的前提下，是时候寻找宏观调控的新型政策框架了。惟其如此，才能保证通胀面前中国的城防不会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