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必须更努力捍卫自由贸易秩序

任何人只要看一下长期的全球贸易和经济繁荣数据, 都很难不得出它们是完美伙伴的结论。当贸易增长疲软时，全球经济也疲软;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 贸易增长带动了经济增长。在从1960年到2010年的50年间，全球经济平均年增速约3.5%，而进口年增速为6.8%，几乎是经济增速的一倍。

有了这样的成功记录，贸易自由化、全球化和保持开放性历来备受推崇——无论是对富国还是对穷国，这几条都被认为是非常有益的。由于贸易增速是经济增速的两倍，我们认为，贸易增长1%，经济就会增长0.5%。

尽管何为因、何为果一直存在争议，但近来的贸易增长放缓让各国际组织叹息，因为它与全球经济表现平庸的一段较长时期同步了。

例如, 经合组织(OECD)在今年9月的经济展望中敦促各国加快贸易扩张，以深化全球价值链和促进生产率增长。经合组织表示：“采用放松贸易限制等措施，让贸易强度回到危机前的轨道上，将有助于缩小现在的生产率增长与危机前趋势的差距。”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月发出了其常规性警告之一，即“转向保护主义将减少贸易和跨境投资流动，损害全球增长”。

天则横议

经济学家鲍莫尔的五彩学术

王军：经济学界应为有不久前去世的鲍莫尔这样的学者深感庆幸，因为有他的陪伴，问学之旅可以不再单调和乏味。

但是，这种关于贸易益处的结论并未得到普遍认同，而且在近几年还受到挑战。民粹主义政客、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英国退欧派通过承诺限制商品和人员流动赢得了选举。经济学家是贸易的天然捍卫者，然而即便在经济学家当中，也有人渐渐产生了一些怀疑。

最主要的批评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罗德里克表示：“倡导贸易的真正理由很微妙,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他指出，舆论强烈倾向于通过贸易限制来保护就业和经济，他质疑公众的保护主义观点是否真的幼稚, 以及简单经济学是否过分吹嘘了贸易自由化的益处。

罗德里克说，虽然简单经济学阐述了贸易的好处, 但在更高级的理论中，贸易的看似不容置疑的好处却变成了由各种“如果”和“但是”修饰的叙述。他补充称，“这种脱节始终困扰着我。”

让他忧心的有如下几点：贸易自由化制造输家; 这些输家在一个国家里很少会得到补偿;在向政策制定者鼓吹自由贸易时, 经济学倾向于忽视这些困难问题。罗德里克问道：“为什么经济学家们在谈论现实世界中的贸易政策时，他们擅于分析的头脑就混乱了?”

但是, 批评贸易的影响的人士(尤其是在某些因中国进入全球贸易体系而遭受严重冲击的社会当中)现在在辩论中极具影响力。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教授戴维•奥特尔(David Autor)因描述 “中国冲击”对美国部分经济领域(特别是旧南方的纺织业——旧南方指美国内战之前的南方)的影响而声名鹊起。

他的研究表明, 当地劳动力市场出现深幅调整，而且至少在中国贸易冲击开始整整十年后，工资、工人数量和失业率还在受影响。

有人认为这些批评是新事物，更主流的贸易经济学家对这种看法不为所动。诺贝尔奖得主、贸易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今年9月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进行了反击。

他表示：“经济学教科书从未说过国际贸易的增长不会伴随痛苦。我写的这些教科书，所以我知道我们总是说，贸易会影响收入分配，会制造输家——不是指国家，而是指国家里的某些人。”他承认，输家从未得到足够的补偿，即使教科书上说补偿他们是可以做到的。

但克鲁格曼不希望有任何人认为，解决贸易负面作用的办法就是退回保护主义、重设贸易壁垒。他说：“现在抛弃贸易将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有一个老段子说的是，某人驾车撞倒了一个行人，于是说，‘对不起，让我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倒车，再次从行人身上碾了过去’。退回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无异于此。”

就未来而言，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有必要保护经济，反对民粹主义政治力量提出的保护主义的简单化答案——无论是建造隔离墙以阻止墨西哥人进入美国，还是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但他们也认为，简单地说贸易自由化有好处、你应该多推行这种政策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的那些纺织厂不会回来，但在贸易和技术可能颠覆许多行业之际，人们的本能反应不太可能是支持创造性破坏。贸易增速仍可能超过全球产值，但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很可能已经结束，将生产外包给外国工厂不太可能成为未来增长的引擎。

罗德里克表示，经济学准备好了迎接这种挑战。他呼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实证分析，并表示：“我们需要的是‘研讨型’经济学，而非那种‘经验型’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