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发展与对外开放”相关问题

发布:2014-07-29 10:24 来源: 商务部
2014年3月7日上午,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就“商务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2014年3月7日上午,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就“商务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国际在线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中国外贸情况的。您刚刚也提到,2013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是有说法称我们现在还不是第一强国。请问您对此怎么看?另外我们采访的一些企业也表示,今年2月的外贸情况并不乐观。请问您如何判断2014年整体的外贸形势?

高虎城:中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应当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发展进程当中的一件大事,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实际上大家知道,中国近几年已经是一个贸易大国了,但能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仍然是一个标志。因为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表现。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4.16万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约占2013年全球贸易的12%,中国已经成为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此外,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中国在去年的4.16万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当中,有将近2万亿美元的进口。这表明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另外,就国内而言,2万多亿美元的出口,为国内的就业和税收乃至于各个方面的经济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就拿就业而言,据我们不完全统计,我们国家7亿多就业人口当中大概每4个人中就有一位是直接或间接从事对外贸易的。但我们在看到这个变化的同时,有一个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即我们虽是一个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这主要表现在我们的出口产品当中,绝大部分附加值比较低,自有品牌比较少,在全球的营销网络和营销方式也比较滞后。而这些也是我们下一步由一个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当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实际上也是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

可喜的是,现在中国的企业面对这样的压力和变化,都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更多地在结构调整方面,在提高附加值方面下工夫。这使我们对下一步的发展还是充满信心的。

关于今年的外贸形势,大家议论得很多,首先我想讲几点。

从国际的需求来看,我们的分析是, 2014年国际经济应当说保持了继续复苏的势头,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需求会缓慢增长。这对中国的出口来说是有帮助的。另外从新兴经济体来说,虽然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出现了经济放缓的状况,但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基本面还是良好的,是有能力克服目前遇到一些困难,逐渐使自己的经济在2014年有所回升和好转的。

从国内的竞争条件来看,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是有利因素:一个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即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外贸企业内生的调整和自己内生的发展动力的变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营销战略上看得出来;另一方面是体制和机制的创新,这方面将会激发企业的制度红利,使企业的竞争力能够得到进一步提高。所以,综合分析2014年整个国际市场形势,我们对2014年中国外贸实现7.5%的增长是充满信心的。

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记者:我们这段时间常常听到一个词就是上海自贸区。社会对上海自贸区的关注度非常高,期望值也非常高。最近有一些声音质疑说我们目前的优惠政策不足,不知道高部长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同样,我们最近也常常听说到一些粤港自贸区PK上海自贸区诸如此类的话题。我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国家是不是有计划在其他地区进行类似于上海自贸区这样的试验?

高虎城: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也在其他地区和省市引起了强烈反响。首先我想说,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大的背景下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因为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下一轮的扩大开放做一个试验,以为下一轮的改革开放形成可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的体制机制。

大家都很关心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但从大众的层面来讲,按照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种园区建设的传统思路,往往容易把它视为一个政策洼地,认为它只是享受一些我们所知道的各类园区当中的一些传统优惠政策,比如说在税收或在下放权力,很多人都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看待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但是大家将相关文件仔细读下来就知道,我们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做出的这个试验的决定,实际上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为下一轮的深化开放在体制机制上所做的一个创新。

这个试验区主要是通过制度的创新释放制度的红利和开放的红利。试验区的一个主要目的和中心,就是围绕着转变政府职能,放开投资领域的审批,在投资贸易便利化,特别是服务贸易方面的准入和金融改革方面进行试点。其中关于外商投资领域的一个主要的管理方式是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方式提出来的。

通过这五个月的试验,我们初步看到,各方面的发展、各方面的工作进度是正常的。首先商事登记改革率先在自贸区实行,而且按照政府的工作报告,我们3月份也将在全国推开。其次就是对外商投资的管理,负面清单已经如期公布。另外就是贸易便利化方面,各个监管部门都大大简便了放行的方式,进一步方便试验区企业的经营;同时,在执法和监管方面加强了联合执法和协同监管机制。在服务贸易领域,我们开放了会计、金融、咨询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当中,对政府在放开以负面清单形式转变了以过去审批的管理方式之后,如何实施政府在事中和事后的监管做了有益的探索。这一点,试验区构建了协同和联合的监管机制、综合的执法制度、社会组织参与市场监管的制度、社会信用制度、安全审查和反垄断的协助审查制度、综合评估制度六个方面的政府联合监管体制。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点呢?我们传统上是习惯于前置性的审批,对审批之后,如何加强政府监管,对政府部门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也是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这也就是制度创新方面需要面对的一个探索。

直到目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初步的评估将是正面的。刚才这位记者朋友谈到的各地,包括广东等一些地区,纷纷提出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申请,商务部已经与有关部门和相关的省市区进行了密切的联系和沟通。下一步,我们将在评估和总结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对健全试验区事中事后的综合监管体系方面进行认真的评估和总结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和缩减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里面我要特别强调,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是指可复制、可推广的体制和机制。

国际商报记者:众所周知,去年中欧之间发生了关于光伏产品的贸易摩擦。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中国的政府和企业会从中学到些什么?另外还想听听您对今年中欧经贸关系的看法。

高虎城:去年中欧之间光伏产品的贸易摩擦是引起中欧之间乃至全球光伏产业关注的一个重大的贸易摩擦,因为它是有史以来涉及一个领域金额最高的一项贸易争端,金额高达200多亿美元,涉及中国40多万人的就业。所以无论从中国政府还是欧盟方面的业界和政府界都给予了高度关注。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下,也在欧盟方面,从欧委会乃至于主管部门和业界的高度关注下,我们会同相关部门,特别是在业界和中介组织的协助之下,同欧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和磋商,最终以价格承诺的方式达成了和解,保住了中国光伏产品在欧洲的大部分市场,特别是稳定了中国劳动力就业,也就是40万人的就业。

从今年的形势可以看到,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光伏产业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国的光伏产业相比去年我们与欧盟磋商如何妥善解决这一起最大贸易争端案时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通过和欧盟的和解,稳定了大部分中国的出口市场;另一方面,我们为国内光伏产业在国务院出台的光伏新政后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今天,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中国的光伏企业就实现了一个重生,无论在市场的多元化方面还是科技进步方面,特别是在光伏产品的成本和附加值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今天中国的光伏企业,在短短的一年之后呈现出一片蓬勃发展的潜力,这不能不说与当时中欧双方领导人和业界以及相关企业所做的努力有巨大的关系。

中欧之间的光伏产品贸易争端的解决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首先,中国和欧盟作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连续三年双边的贸易额超过了5000亿美元,去年达到5662亿美元。像这么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如此规模的贸易量,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应当说是一个平常事件。但是这个光伏产品有它的特殊性。当遇到如此巨大的贸易摩擦时,作为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的双方,应该如何解决事关就业、产业发展和双边经贸关系的重大贸易摩擦?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沟通、和解、合作,抱有找到一个互利共赢的妥善解决方案的愿望,而不是简单地付诸于贸易救济措施,即采取关税措施来简单地处理这样的问题。

我们双方通过这一起案子的妥善解决,均意识到应当在今后的贸易摩擦当中加强中欧之间的沟通和磋商,通过业界的合作和产业的合作,共同发展,从而使这些贸易摩擦得到有效、妥善的解决。

我也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一直秉承着这样一个做法,双方在积极地用这样一种精神处理着现在乃至于将来有可能发生的贸易争端。同时我也想强调一点,对这样的一个贸易案件,尤其是刚才记者朋友谈到中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大国,对于贸易摩擦来说,我们还是要用平常心来看待。

当我跟记者朋友们介绍中国是12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的时候,应当说这个贸易摩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会成为平常的现象。我们还是要本着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在世贸组织的规则之下,妥善地依法维护企业的权利;二是要加强沟通和合作,推动产业方面的合作,在磋商的基础上,争取以互利双赢的办法,像中欧处理光伏产品争端一样解决这类问题。即使到了真正需要动用贸易救济措施的时候,也不排除企业随时在某一个磋商阶段达成和解。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欧光伏产品的贸易摩擦有一个特点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我们有些产品和行业不能发展得过快,尤其是不能盲目地发展,把大部分的产品的销售市场放在国外。这也是我为什么向各位记者朋友介绍一年来中国光伏产业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

中欧经贸关系,刚才我已经点到了一点,应当说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中欧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之下,这一重要领域实际上融合度非常深,可以说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案件认识到,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智慧去管控中欧在经贸领域当中的分歧。秉承这样一个精神,我们去年在欧盟两位主席联袂访华期间,中欧双方发表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并且开启了中欧之间的投资协定谈判,最近还将举行第二轮的谈判。我们相信,中欧经贸合作以中欧2020战略规划为契机,以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作为抓手,会迎来一个稳定的、健康的发展时期。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记者:李克强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速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自贸谈判。我想具体问一下这方面有没有时间表?尤其是中方希望在投资和服务领域看到能够进入澳大利亚的哪些行业?对于中方来说又有什么样的难点?

高虎城:中澳自贸区谈判是我们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中国政府有关方面和澳大利亚政府有关方面都高度重视。澳大利亚新政府组成之后,同中方的接触当中,首先强调的发展中澳经贸关系的重点之一,也可以说是排在第一位的重点,就是加快商签中澳自贸协定。应当说,从初步的接触来看,我们对商签这个协议的前景是乐观的。目前,技术性的磋商已经进行了两轮。我们期待着,接下来在澳大利亚新政府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对华访问当中开启新一轮的正式谈判。当然,澳大利亚方面在自贸协定当中有其切身关注,这是很明显的,就是澳大利亚农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准入问题。中方也有我们在自贸协定谈判当中的主要关注,主要是对进入澳大利亚的中国企业的资质和其他一些限制性条款,另外还有自然人移动等中方的关切。

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使中澳自贸协定能够早日达成,这是双方政府一致的愿望。我们愿意同澳方相向而行,推动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自贸协定。至于期限,我注意到,去年11月份澳大利亚新政府组成之后,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和中国商务部负责人会晤当中,曾提出希望在一年之内能够结束中澳自贸区的谈判。我们愿与澳方共同努力,以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就我们双方关注的问题寻求到妥协的解决方案,早日达成一个全面的、高质量的自贸协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央广网记者:关于内贸的问题,商务部作为内贸流通的主管部门,下一步在稳定国内市场和促进流通发展,特别是保障民生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措施?

高虎城:内贸流通是一个与民生联系非常密切的、息息相关的领域,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过去的一年,我们着眼于百姓生活,在国内贸易、扩大流通、扩大消费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首先是促进商品的流通。商品流通当中与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是农副产品。消费品的流通,尤其是其中与百姓和市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农副产品的流通,是大家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在我们讲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向记者朋友们介绍一个最基本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生产、流通和消费是个什么样的格局,以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工作重点和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国家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特点是小生产、大市场。小生产,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农副产品的规模生产尽管这几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国情所在,毕竟我们生产规模还是比较小,与庞大的市场消费需求是不相匹配的。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信息如何对称的问题。关于流通环节,我们的主要问题是环节多,效率低,成本高。

我们所开展的工作就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促进消费品的流通。为此我们我们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免征蔬菜、鲜活肉蛋等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增值税;免征农产品的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会同交管部门制定措施,解决城市生活必需品配送车辆的停靠难、运行难、装卸难的老大难问题;累计支持了一大批涉及全国大中城市以上的将近2700多家农贸市场和760家社区连锁店的升级改造。

目前我们还在推动一项重要的工作。前些年在我们的城市发展规划中,很多属于公益性的流通基础设施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规划,以至于这些原本应属于公益性质的流通基础设施目前都是在市场化的条件下经营的。比如一些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实际上产权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的。现在我们做的这件工作,就是会同地方相关部门,大力推动各级政府,尤其是市级政府在公益性项目当中采取回购和收购这些批发市场的股权和股份的方式,从而增加公益性的投入,以此使经营成本进一步降下来。

维护市场稳定,也和我们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的特点是有很大关系。由于小生产和大市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买难卖也难”,这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很大的投入,包括农业部门,包括其他部门。现在,应当说信息发布系统已经有力地指导了我们的生产和流通。

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所谓的个别农产品和农副产品那种狂热地被炒作的现象越来越少,但是买难卖难的事情还时有发生。比如说去年我们就遇到广西蔬菜的问题、湖南莴苣的问题等等这些买难卖难问题。可能记者朋友也注意到,很快市场就得到了平息,这里面都有一系列相应的措施,是这几年共同建立起来的。比如说我们开通了南菜北运,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开通了市场出现的买难卖难时的一个网络体系,也就是说市场会发出一个信号,告诉他们哪些企业会需要这些产品,全国的商务部门会同其他部门,组织这些采购商到卖难地区进行采购,组织这些生产地的生产商或者经销商到需要的地方推销自己的产品。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值得关注,就是我们不能排除自然灾害的发生,也不能排除一些公共安全事件导致的市场价格发生的变化,比如发生地震、干旱,也包括一些公共安全事件。这时候市场就会发生一些波动。在这方面,我们建立了一个三级——中央、地方和企业的应急和储备机制。其中中央和地方都由财政来支付,商业企业的储备是由企业来做的。目前,这个储备体制已经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156个地市级以上的城市,储备的品种也在不断扩大。除了传统的大家熟知的像食糖、猪肉、牛羊肉、冬春的蔬菜之外,还增加了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事件的储备。所以,这几年大家可以看到,虽然我国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自然灾害,但是市场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出现过一例抢购的事件,更没有出现市场供不应求的事件,表明我们的储备机制对稳定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条,我也想介绍我们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做的工作。为打破地区封锁,我们会同相关部门集中清理了一批含有对地区进行封锁的相关规定。比如有些地方对本地企业的支持措施和补贴措施,对外地企业招投标附加一些条件,以及在流通环节当中出现的收费不合理等现象,都在我们为打破地区封锁加以清理的范围之内,应当说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同时针对一些零售商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收取进场费、拖延支付付款的行为也进行了有效的清理整治。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两年前我们讲的零供关系的问题,去年几乎没有很大的反响,而且即使有也是局部的、零星的,且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也就是说,无论是零售商和供应商方面,在合同的规范,在依法依规履行合同方面的意识都得到了增强。

我们还集中整顿了在电视购物方面的虚假广告宣传。这也是老百姓非常反感、反映很强烈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广播电视当中做虚假的广告,推销一些假冒伪劣产品,误导消费者,对售后服务做虚假承诺,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等等。对此,我们会同公安、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正在全国集中开展电视购物的专项整治。这项活动已经展开,而且我们也规定了一个期限。我们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会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我们还针对农村方面的不安全、不实惠问题做了大量工作。目前,累计建成农家店已经达到73万家。农家店就是在乡村中,由个人或者过去的合作社转化成的零售店。到现在,通过我们的支持,农家店的建设已经覆盖了全国97%的乡镇和82%的行政村;农家店的商品也能够达到集中配送,配送率达到63.4%。据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有95%的农户认为,农家店的改造升级之后的商品质量有了明显提升。

我们还建立了商品的追溯体系,特别是在肉、蛋、菜方面的追溯系统。目前,从上海在两年前进行试点,已经拓展到了全国50个大中城市;涵盖的品种在不断扩展,涉及的企业也越来越多。我们有402家屠宰企业进入了追溯系统,205个大型批发市场和6390个标准化的菜市场,以及3432个大中型的连锁超市,在50多个城市当中,都可以对上述品种当中进行追溯。此外我们还对药材的追溯体系加强了建设的力度。目前中药材的追溯体系达到了11个省区,包括云南和广西。

在我介绍了我们的消费环境这个大背景之后,有一点是我想强调的。那就是虽然“小生产、大市场”这样一个基本的国情导致我们存在流通环节效率低、成本高、环节多的问题,但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工作,这个消费环境会越来越好,流通的成本会越来越低,消费也会逐步增长,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的提供。为什么?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看一看现在的情况,再回忆一下两年前、三年前我们在农产品市场流通当中所遇到的因小生产、大市场引起的买难卖难和农产品不断被炒作的突然事件,不难发现,因那些突发事件引起的市场剧烈波动,这几年都得到了有效抑制。所以应当相信,在政府和业界的努力之下,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和业界的努力之下,也在消费者的需求和监督要求之下,我们的企业会不断地改善自己的供应流通保障体制,政府部门也会在这方面作为主要负责部门之一,加强我们在各个方面的工作力度,确保消费作为“三驾马车”之一,不但能够在经济增长当中达到50%的贡献率,而且不断地提高这个比例。

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刚才您在答文当中介绍了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进展以及其他试点地区的进展情况和条件。我们注意到全球范围内有个更大的自贸区TPP,也就是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定谈判也正在进行当中,一些主要的经济体都已经加入了。对中国来说,这样一个谈判对既有的WTO框架下的对外经贸格局,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近期有没有考虑要加入TPP?

高虎城:当前全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趋势,应该是在两个方面并行不悖地发展,用李克强总理的话来说,就是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投资贸易的自由化,这两个轮子在一起转。这也是中国政府目前在国际经济秩序当中,特别是在投资贸易自由化当中所秉持的立场。我们一直认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是全球多边贸易的基石,中国是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特别是以世贸组织为基础建立起的全球贸易规则的参与者、建设者,也是积极的贡献者。同时,我们也认为,区域的安排和双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安排,是对多边贸易体制有益的补充,甚至是一个有益的提升。我们认为,这两个发展的方向是并行不悖的,都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全球的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使全球的经济能够得到更好的复苏,使全球的贸易和投资能够得到更为自由和便利的空间和环境。

就此,中国在刚刚结束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在巴厘岛达成的多哈回合一揽子协议当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应当说这是在多哈回合十几年谈判之后首次的一个早期收获,在农业、贸易便利化和发展援助三个领域达成了10个文件,为多哈回合下一步的谈判增添了活力。现在世贸组织成员都在积极探讨早期收获的实施和结束多哈会合谈判的路径和选项。

与此同时,各个地区性自贸区的谈判也是方兴未艾,中国也参加了,同时也在推进着我们的自贸区网络的建设。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当中和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指出的那样,中国也要积极推进自贸区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目前中国在参加和推进的自贸区谈判当中,有大家了解的中韩、中澳、中日韩、区域伙伴经济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以及我们将要启动的海合会的谈判,还有在准备的其他国家前期自贸区谈判的预可研和可研协定。总之,中国也在积极参与。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和贡献者,中国同时也在积极参与全球各个不同区域的多边或双边的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谈判。

至于你谈到的TPP,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谈判,也是个高水平的贸易协定。中国历来对各个区域当中的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安排持包容和开放的态度,我们也希望相关方面能够以包容、开放、透明的心态,去推进区域贸易的安排,从而为多边贸易体制增加新的活力。中方在高度关注TPP的谈判进程,也在评估这个谈判发展和进展情况。与此同时,我们也和主要的谈判方保持着信息的沟通。比如说中方美方,就建立了各自所参与的区域性自贸协定谈判进程的有关信息交流的安排,并且是作为中美经贸联委会当中的一个制度安排被确定下来的。对TPP中国是高度关注的,也是包容开放的。对此,我们正在积极地做出评估。

南方都市报记者:我们知道,今年中国将举办APEC系列会议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但是现在国际上有很多批评的声音,认为APEC在推动区域经贸合作方面的作用正在削弱。请问高部长,我们在举办这个会议的时候怎么确保这种批评的声音不再延续?我们在推动亚太经贸合作方面又会有哪些具体举措?

高虎城: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当前亚太地区参与程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区域组织。自1989年建立以来,APEC在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的驱动之下,为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发展和经济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不赞成说APEC的作用正在削弱。我相信,21个APEC组织成员也没有人会有这样的认识。为什么?很简单,我们只要回顾并盘点一下每年的APEC会议,包括从各个层级的部长级会议到非正式的领导人会议所取得的成果,以及看看APEC在推动区域投资贸易便利化以及经济合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就会得出这个结论。

中国作为亚太地区这个大家庭的重要一员,我们的经济是同亚太地区密不可分的。2013年,我国同APCE成员之间的贸易额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0%。我国对APEC成员直接投资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将近70%。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来自于APEC成员国的比例达到了我利用外资总额的83%。在中国十大贸易伙伴当中,有八个是APEC的成员。由此,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和APEC的联系,APEC成员和中国的联系。

在时隔13年之后,今年中国再次成为APEC的东道主,将主办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部长级会议等系列活动。其中APEC贸易部长会议将在5月17日至18日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针对当前亚太经济面临的新形势,中方提出APEC中国年的主题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我觉得这个题目是完全切合当今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形势的。其中三大议题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和加强全方位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的建设。

在投资和贸易领域,我们将重点推进亚太自贸区的建设,这也是当初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之初确定的一个方向。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连接工作,加强技术、经济合作等领域的交流。上述主题和议题都在高官会上得到有关方面成员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我们将会同APEC其他成员一道,围绕中国年所确定的主要议题,通过全年的系列会议合作,不断扩大共识,共同推动年底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取得积极务实、面向未来、惠及亚太的成果,为促进本地区的共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也为巩固和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

凤凰卫视和凤凰网记者:很多分析都认为,现在中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而且成本上升,利润空间被压缩了,因此很多外资企业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质量在下降。您刚才讲到中国的对外投资在飞速增加,大家也都认为中国有钱了。请问中国目前是如何看待外资的,您又怎么看外资的这一担忧?另外中国还会不会继续出台一些政策和措施来扩大对外资的开放?

高虎城:我在开场的简短介绍当中也介绍了中国去年实际利用外资的情况。我们去年实际利用外资是1176亿美元,增长5.3%。这在全球去年的经济形势之下,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数字。因为实际上去年全球投资的增长比例远远低于5.3%,而中国却仍然能实现这样一个增长。更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包括欧盟中国商会在内的由各国或地区在中国的投资企业组成的商会的调查显示,85%以上的外资企业是盈利的,90%以上的外资企业愿意继续在中国扩大投资。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甚至说对中国的投资在不断缩水,中国的成本在不断增加?我想,这里面首先有一个认识的问题。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应当说在实行国民待遇方面,的确对改革开放初期给予外商的特殊的优惠政策进行了调整;同时,中国的产品和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说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就由于成本的上升,有些产品的竞争力下降了,这些都会在外商投资领域当中反映出来。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本土企业的迅速发展,当然包括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假如我们看一下世界五百强的排名中,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中国企业数量和今天的数量,就能够看出这个变化。所以我认为,中国综合利用外资的优势并没有改变,只是在方向上,在结构上,在领域方面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的利用外资当中,包括我介绍的1176亿美元当中,有超过一半的外资投在了服务领域。这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投资在制造业和生产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实际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当中和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都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改善投资环境、释放体制和机制方面的红利,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我们也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改善投资环境。这也是下一步我们应该做的主要工作之一。

根据我们的考虑,下一步的开放措施,首先是重点研究在服务领域的开放。主要针对金融、教育、文化、医疗、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十个服务行业和一般的制造业,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放宽外资在股比比例和经营范围等方面的限制。

其次,就是我刚才在介绍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时提到的体制机制问题。自贸区实际上是一个体制和机制的试验田,需要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体制和机制,而不是可推广可复制的优惠政策。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重点是指导上海有关方面修订负面清单,缩小清单的范围,放宽限制的要求,从而在体制机制上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筹安排之下,在其他地区有序地推开。

第三是加强对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分类指导,特别是想通过这一点来扩大西部和沿边的对外开放,同时也鼓励在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方面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比如说加工贸易向西部转移的问题,特别是要进一步简化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向西部转移当中的各项政策和手续。

此外,我们还将继续完善投资环境,在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环境、高效便利的行政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方面多下功夫,切实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也是在制度和体制方面我们要下的功夫,也是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在对外开放方面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