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根本在于经济结构变化

发布时间： 2012年02月06日 作者：


刘伟认为，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新特点主要表现为，既有经济增速放缓的威胁，又有通货膨胀的压力，仅依靠短期的总需求调节是难以缓解失衡的 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根本在于经济结构变化

本期做客嘉宾：

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科学》主编 刘伟

刘伟 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科学》主编。主要学术活动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转型经济中的产权问题。围绕上述领域，已发表学术论文（核心刊物）逾百篇，仅《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和《北京大学学报》三份高水平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就已达数十篇。出版的学术著作已有多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持30多年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到2011年GDP总量超过47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20多倍；人均GDP水平达到32000元左右，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16倍以上。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推动我国经济从低收入贫困状态成长为接近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但其间宏观经济失衡也几经变化，特别是2010年下半年至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日前，记者就当前我国经济失衡的特点与宏观政策的效应等问题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刘伟认为，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新特点主要表现为，既有经济增速放缓的威胁，又有通货膨胀的压力，仅依靠短期的总需求调节是难以缓解失衡的。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

记者：自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冲击我国经济以来，在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危机措施下，我国经济保持了比较稳健的高速增长势头，2008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2009年在全球负增长的同时，保持8.7%的增速，2010年更是达到10.3%，2011年增长率达9.2%，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地分析这些数据？

刘伟：虽然2011年增长速度出现持续下滑，从第一季度的9.7%降至二季度的9.5%，三季度增长9.1%，四季度为8.9%，但在全球严重衰退的条件下仍达到9.2%的年增长率，实属不易。然而导致增长放缓的因素仍未根本扭转，尤其是一些深层次的威胁，短期内难以克服。

从国际经济走势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已成共识，世界经济复苏远低于人们的普遍预期，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欧盟及欧元区经济风险加剧、增长乏力，美国经济孪生赤字及相应的高失业、不景气未见扭转，相应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市场上重新抬头以及对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上升，都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带来严重的影响和不确定性。从出口增速来看，2008年危机以来出口增长17.2%，已显著落后于2003年至2007年的平均水平（26%以上），2009年更是跌至-16%，2010年虽采取强劲刺激提升至31.3%，但进入2011年后便开始持续下降，全年出口增长20.3%从第一季度直至年底环比持续下降。

从国内经济态势看，内需不足的深层原因依然存在。就投资需求而言，主要是市场性投资扩张动力不足，依靠政府扩大投资刺激经济，不仅力量有限难以持久，而且缺乏竞争性效率，会给未来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成本。从危机发生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看，以各级政府为主力、以基础设施为主要投资领域，使固定资产实际投资增长率从2008年的15.1%，猛增至2009年的33.3%，很快就跌落至2010年的19.5%，再跌至2011年的16.1%，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对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的贡献越来越低。市场性投资扩张动力之所以不足，根本在于创新力不够，由于技术创新力不足，企业，特别是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虽然资金总体上雄厚，但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难以有效地推动结构升级，在原有产业和产品结构基础上大规模扩大投资，极易形成重复建设，在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形成巨大的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的泡沫。由于制度创新不足，市场化进程，特别是要素市场化进程滞后，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运用市场的交易成本攀升，使之即使有产品创新，有新的投资机会，也难以通过正规的市场机制为之提供必要的资金等要素，而寻求非正规制度安排获得资金等要素，所付出的成本及承担的风险巨大，难有竞争力。正是由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力不充分，导致投资需求乏力。

就消费需求而言，消费需求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不协调，经济增长长期过于依赖投资需求拉动，国民经济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这种增长动力上的结构性矛盾是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突出问题。2008年危机之后，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扩大消费需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值在2008年上升14.8%，2009年进一步升至16.9%，2010年又降至14.8%，进入2011年增速持续下降，比上年只增长11.6%。消费需求增长动力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扭曲，从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格局上看，政府（财政）、企业（GDP）、居民（收入）在收入分配增长速度上，居民收入长期增速最低，一般比同期GDP增速低1/3，甚至更多，而财政收入增速通常是GDP的1倍以上，“十一五”期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同期GDP年均增长11.2%，长期累积使居民作为消费者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与经济增长的需求不相适应。从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上看，地区间、产业间，尤其是城乡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降低了全社会的消费能力，特别是7亿多占总人口50%以上的人口作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是显著低于城市居民，据统计3个以上农村居民的年纯收入相当于1个城市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4个以上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相当于1个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与其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严重扭曲，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2010年为36.7%，而农业产值比重则为10.1%，即是说在初次分配中36.7%的农业劳动者分配10.1%的GDP，如此大的差距不是再分配可以简单匡正的。这种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极大地限制了消费需求扩张。从居民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上看，不论各种计算我国居民基尼系数的测算结果有怎样的差别，但普遍认为现阶段我国基尼系数已超出警戒水平（0.4），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在损害公平目标的同时，降低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削弱经济增长的动力。

记者：CPI进入2011年之后前三季度持续上升，第三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6.3%，自9月开始同比增幅开始下降，11月达到4.2%，全年在5.4%，就其上涨绝对水平并不突出，尤其是若考虑到原预期2011年经济增长8%，同时物价上涨3~4%之间，但2011年实际GDP增长达到9.2%以上，相应CPI上涨率上升到5.4%，有专家认为，这也还符合经济增长的正常逻辑。您是怎样看待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的？

刘伟：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现阶段形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有其特殊性，针对这种特殊的通胀成因，以往的宏观调控措施作用有限。

目前我国通货膨胀成因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在需求拉上的同时，具有显著的成本推动特征，在以往的通胀成因中，如1984年、1988年、1994年三次大的物价上涨中，成因源于需求膨胀，而目前的通胀成因，除需求拉上外，成本上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关研究表明，目前的通胀有40%以上可以用成本推动来解释，这与我国已进入中等——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进而成本进入显著上升期有直接关系。其次，就需求拉上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的通胀压力是前一时期反危机措施形成的需求扩张的滞后表现，2008年下半年开始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过度增长，M2在2009年增长27.7%，2010年增长19.7%，虽然2011年M2增速开始持续下降，从第一季度的16.6%持续降至11月的12.7%，到12月末比上年M2增长13.6%，但目前，货币存量仍是很高的，货币存量与GDP的比重达到180%左右，在世界上属于高水平。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一般情况下在欧美市场经济国家时滞期为6~ 18个月，我国则一般为7~24个月，那么，自2008年下半年，特别是2009年至2010年上半年投放的大量货币，在2011年至2012年间会形成通胀压力加以释放。其三，目前我国的通胀具有一定的国际输入性，一是石油国际市场价格的大幅上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对石油进口依赖度已超过50%，并且每年至少以8%以上的速度递增的石油进口的经济而言，国际油价会对国民经济成本发生深刻影响，并进一步推动物价上升；二是铁矿砂等大宗产品国际市场价格持续上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在国际铁矿砂市场上最大的买主而言（国际铁矿砂交易的60~70%由我国买进）会进入我国经济成本；三是大豆、玉米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量进口大豆、玉米的国民经济而言，会推动国内价格上升。其四，我国国际收支长期严重失衡，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长，除贸易顺差不断增长外，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不断提高也促使资本流入加快，进而导致外汇占款增加，自2009年以来，外汇占款放出去的货币与信贷放出去的货币相比，比例已达120%左右，高时达到129%，外汇占款已成为现阶段影响货币供给的首要因素，国际收支的失衡已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首要动因。

鉴于此，成本推动形成的通胀压力，紧缩需求的宏观政策作用不仅有限，而且甚至可能起相反的作用，因为紧缩需求的宏观政策会增大企业的成本，进一步推动物价上升；需求滞后性拉上的通胀压力，现时的调控政策缺乏即时性，即使采取措施也需经过一段时间才有效；国际输入性的通胀压力，国内宏观政策作用被动，且不显著；国际收支失衡形成的通胀压力疏解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且具严重的不确定性。所以，目前的通胀水平虽不非常高，但治理的难度大。

针对失衡新特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记者：自2011年10月“择机退出”以来，面对我国宏观经济失衡出现的新特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这些调整有哪些特点？对于下一步的政策调整您有什么建议？

刘伟：去年“择机退出”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总量政策目标的再调整：更加强调不同宏观目标间的均衡。第二，财政政策的重点调整：财政扩张的同时关注风险控制。第三，货币政策的方向性转变：货币稳健的同时兼顾刺激增长。第四，汇率政策的变化：关注国际收支目标的同时强调与国内宏观均衡目标的协调。

基于经济增速放缓和通胀压力上升双重矛盾的存在，特别是由于通胀压力增大，总量政策从反危机时期的全面扩张（即所谓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松紧搭配”（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策重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开始时突出强调反通胀目标，因此，尽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采取的是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财政政策扩张方向虽未变但力度有所缓解，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所体现出来的从紧力度突出，货币政策的方向从应对危机的宽松状态逆转为以反通胀为首要目标的紧缩状态。作为总量政策效果的体现，经过一年多持续的从紧货币政策实施，通胀势头逐渐得以扼制，相应地，到目前经济下行的矛盾进一步突出，虽然财政与货币反方向组合的政策方式未根本改变，但货币紧缩的强度开始微调，在防止经济下行与扼制通货膨胀之间努力实现均衡，成为2012年总量政策的基调。

以上的宏观政策调整主要是需求方面的政策，更多具短期性。实际上，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复杂性，仅依靠短期的总需求调节是难以缓解失衡的。必须考虑的是：（1）总量调控目标与结构调控，即在总需求管理的同时，强调总量目标与结构目标间的协调。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根本在于经济结构变化，我国之所以内需不足，重要的是由于创新力不够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困难，进而投资需求缺乏新机会，由于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导致消费需求增长乏力，要根本克服内需不足关键在于提高技术和制度创新力，解决经济结构方面的矛盾。（2）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即在实施需求管理政策时，注重供给政策，供给管理一方面较需求管理更具长期性，如其中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政策等，但另一方面也有短期效应，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影响总需求的同时，都有影响总供给，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和效率的政策效应，应当从需求与供给综合的角度考虑政策选择。（3）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两者采取反方向组合，在同时存在通胀和萧条压力，而又难以明确何为首要时，为降低决策失误带来的风险，采取反方向组合可以理解，但必须看到其中的政策效应抵销，而且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通常是与国际收支失衡与国内宏观经济失衡同时存在，为同时缓解这两方面失衡所采取的举措，但其有效性是以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为前提的，我国现在尚不具这一前提，这种反方向组合必须控制其反差力度。（4）中央与地方，即在宏观调控方式上，在中央宏观调控过程中应给地方政府一定的作用空间，在既有通胀又有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往往首选保增长，这是其利益和责任所在，而中央往往更倾向首选反通胀，这也是责任和职能所在，关键在于，在机制上，应使各方面利益要求，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等，都能够充分显示，在此基础上形成宏观决策，使宏观调控的公共选择性，即其民主化、法治化、程序化程度不断提高，逐渐减少其过度集权化、行政化、随意化，使宏观决策成为可预期的而不是变化莫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