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金融时报报道，对于喧嚣了数年的中国影子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回答应该可以对这个问题盖棺定论了。

 

周小川表示，最近国际有些媒体对中国的影子银行议论比较多，在这方面可能有理解上的问题。中国也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会有影子银行，但是我国影子银行的性质和规模实际上要比本次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所暴露出来的影子银行业务，从规模到问题都要小得多。另外，金融服务也确实需要多样化，过去传统银行对有些服务是不太容易提供的，所以就会有其他多样化的服务产生，这也是不可避免的。银行是承担风险的，也是经营风险的，所以风险也会向其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转移，这也是必然的。但在中国，绝大多数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多数都处在监管之下，而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完全脱离了监管。因此对当前的情况要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两年前金融时报曾刊文表明，对于影子银行的划分，应该从其特征、功能和活动上去考察。从特性上看，影子银行一般具有这样四大特点：不受监管或者受到的监管程度比较低；高杠杆；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风险具有高度传染性。其中前两大特征又是影子银行为祸四方的万恶之源。从这种特性看，包括信托在内的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应该与影子银行的特征完全不符。对于影子银行的影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曾明确表示，这些机构的存在有助于实现金融领域的多样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也曾表示过这样一种观点：影子银行是对银行体系的补充，并且效率比较高，需求也比较大。因此，对于影子银行的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也应该从两个方面看。但是这些声音，似乎被铺天盖地的对于影子银行的“喊杀”声淹没了。事实上，无论是金融稳定委员会(FSB)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于影子银行更多强调的都是将其纳入银行监管体系内。在中国，银行理财、信托、金融租赁、财务公司等本身就在监管体系内，并且已经完备了诸多监管细则，其杠杆率也受到明确限制。这是中国影子银行与海外影子银行本质的不同。

 

在对中国影子银行的“喊杀”声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目前对于中国影子银行规模的统计数据就有多个版本，大的有30多万亿元，小的也有近20万亿元。多版本的统计数据现象本身就说明，这些统计是在没有一个对中国影子银行的定义、内涵、外延、特征等统一清楚认识的情况下给出的结论。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分析在将银行理财以及信托、金融租赁等本在监管范围内的机构和业务列入影子银行统计范畴后，在论及影子银行的危害时，却往往将中国的影子银行冠之以“游离于监管之外”这样的定语，以民间借贷等监管视野之外领域的风险替代监管范围内的中国影子银行的风险；或者不做具体区分，将海外影子银行高杠杆、设计复杂化等带来的危害强加到中国影子银行的头上。这本身就是不严谨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对于最常被人们提及的中国影子银行的代表——信托，其风险更是经常被很多人拿出来说事。经济下行中，不仅是信托，任何行业都存在风险。信托风险存在的确是事实，但夸大事实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华鑫信托应付利息违约事件，实际情况是华鑫信托在按照预期收益给付利息后因为风险问题没有给付超出预期收益部分利息。

 

对于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喊杀”或许源自对海外金融危机教训的借鉴，但是借鉴首先应该是客观面对事实，然后区别借鉴。“错判”甚至武断地“喊杀”也是会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可以看到的至少有两个方面：

 

其一，“错判”甚至“喊杀”中国影子银行将使中国间接融资比重维持在高位，增加经济或金融运行中的诸多矛盾。如果将记忆回放可能会发现，就在几年前很多人还在呼吁降低银行间接融资比重。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2011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也曾明确表示，一般而言，间接融资比重高，银行融资占比大，一国货币总量相对就会比较多，因为银行资产扩张(如发放贷款、购买债券和外汇等)会派生存款，增加全社会货币供给。直接融资只涉及货币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转移和交换，货币总量并不发生变化。事实上，间接融资比重过高，一方面有可能增加全社会货币供给；另一方面也将风险更多地集中在银行，增加了银行系统性风险。而债券市场及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的开展，恰恰有效降低了我国间接融资比重，分散了银行的风险，同时也起到了辅助银行体系实现对社会资源进行更合理配置的作用。

 

其二，扼杀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加剧社会资源配置失衡，增大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很多人可能对2010年上半年开始的农产品价格混乱记忆犹新，这一年，“姜你军”、“豆你玩”、“蒜你狠”等新词汇在不断地表达着人们的不满。其中的原因可能非常复杂，但是这样一种背景似乎更应该被考虑到：2010年股指不振、房地产处于被调控中，信托等可以聚集民间资本的金融工具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更多的人所关注。此后两年，同样是股指不振、房地产处于被调控中，但信托公司管理资产从2010年的3万亿元跃升到7万亿元，银行理财规模也快速发展，但是却没有出现像2010年那样农产品价格混乱的情况。这一现象是否可以说明，被称为影子银行的银行理财、信托、金融租赁等业务的发展，在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的同时，也在其他投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起到了吸附民间资金、稳定市场价格的作用？正如周小川所言，金融服务需要多样化，过去传统银行对有些服务是不太容易提供的。事实上，在银行利率不能高于CPI涨幅的情况下，传统银行业务无法实现人们资金保值增值的需求，也无法全方位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银行理财、信托、租赁等业务实现了金融服务的多元化，辅助银行更合理地实现了社会资源配置，减少了经济下行过程中小企业倒闭、社会失业率增加等问题，成为了中国经济“软着陆”的“缓冲垫”。从这个意义上，在没有系统性配套措施的情况下，“错判”甚至武断地“喊杀”中国影子银行，带来的后果可能难以想象。

 

早在十年前，“金融脱媒”现象已经被很多人广泛议论，如今的中国式影子银行是否正是“金融脱媒”的一种表现？如果是又何必大惊小怪？增大直接融资比重、降低间接融资也已经说了十多年了，如今的中国式影子银行是否正用直接融资方式更多地分散和降低间接融资？如果是又何必恐慌？中国式影子银行需要关注，但这种关注不应该是在“错判”的基础上武断地“喊杀”，而应该正视现实，在对中国式影子银行所有机构和业务仔细梳理，对其现状、特征和功能等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从政策上引导其“弃恶扬善”，更多地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