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资金双向流动

跨境资金流动如同水的流动。一国经济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资本的积累和运用，正如自然界时刻不能离开水的滋养和润滑。然而，水无常形，水性易变，涓涓细流和波澜不惊不经意间就会变成激流澎湃，水过之处则是一片疮痍。同样，跨境资金彼时可能还造福一方，被视为一国经济的“上宾”，此时却已在极尽趁火打劫、敲骨吸髓之能事，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所以人们一谈到跨境资金的流动，或多或少都带有负面的色彩。

2012年，以印度、巴西、俄罗斯“金砖三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货币大幅波动，引发了市场对“金砖”褪色的关注和资本外流的担忧。中国表现强于“金砖三国”，但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强和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内外环境下，针对中国资本流出的忧虑也在上升、“噪声”四起。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中国持续了十年的跨境资本净流入在2011年年底被打破，开始出现了净流出。

2011年第四季度，受欧债危机恶化、资金涌向美元避险的因素影响，中国资本账户出现逆差。2012年第一季度，随着国际环境转暖，国际资本回流我国，资本账户转为顺差。然而，好景不长，第二、三季度，在国内实体经济增速趋缓、国外欧债危机进一步发酵、市场避险情绪上升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资本账户连续出现逆差。
与此同时，外汇储备增长大幅放缓，2012年第三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外汇储备资产（剔除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影响）仅增加3亿美元，且前三季度累计增加也仅624亿美元，同比少增83%。资本账户的净流出态势和外汇储备资产增长的放缓，引发了舆论对中国出现“资本外逃”的热议，甚至有媒体根据贸易数据、外汇储备数据和其它经济统计分析资料计算出了“截至2012年9月的近一年来，中国出现了两三千亿美元的资本外逃”。

事实上，部分媒体所称的资本外逃规模是以外汇储备变动扣减贸易、直接投资等项目估算得出的，在概念、方法等方面并不科学、严谨。国际上监测跨境资本流动状况主要依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和金融项目。按此口径，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含错误与遗漏）逆差855亿美元。这些逆差主要是由于在外汇储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中国通过贸易等经常项目交易获得的外汇资产，不再为央行持有，而转为境内机构和个人分散持有，并以对外投资、借贷和存放等方式在境外运用。其虽然体现为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的流出，但并不等同于资本外逃。

毋庸讳言，违法、违规的资本外逃，中国现在有、以前也有，但这并非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主流。中国利用外资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负债占比较小。2005～2011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净流入1.15万亿美元，占资本净流入的121%，超过同期印度、俄罗斯、巴西流入的总和；同期，外国证券投资累计净流入1689亿美元，仅占同期资本净流入的18%，而印度、巴西则分别为31%、47%。这种外国直接投资为主的跨境资本流动模式稳定性较高，不易形成大规模集中流出。进一步看，当前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符合政策调控目标，显示出中国“减顺差、促平衡”政策的初步成效。

六月的天，娃娃的脸，说变就变。就在媒体对“资本外逃”的热议稍稍降温之时，“热钱涌入”又成为新的焦点话题。2012年9月14日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后，资本又开始从发达国家大举流向新兴市场，人民币资产更是成为最重要的目标。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因此在即期市场上连续涨停。难道跨境资金流向又逆转了吗？

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11月份，银行结、售汇顺差185亿美元，比10月份增加107亿美元；境内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顺差54亿美元，扭转了9、10月份的小幅流出状态。应该说，在许多新兴市场都面临美国QE3政策引发热钱回流压力的情况下，中国难免不受到影响。但是，与前两轮量化宽松政策相比，QE3刺激资本流入的作用有所减弱，而12月份QE4出台后全球的风险偏好更是不升反降，加之中国对资本流入设定限制，新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入的压力并没有市场预期那样大。

事实上，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剧烈的背景下，作为一个开放型经济体，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受到影响在所难免，也十分正常。2013年，在国内、外经济基本面因素不发生巨变的情况下，跨境资金继续保持双向流动应是大概率事件。因此，我们应以一个平和的心态看待跨境资金的流动，对其产生的波动要给予一定的容忍度。当然，对于异常的跨境资金流动还是要时刻保持高压打击态势。两者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