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下之意，发达国、新兴国皆巴不得有人发出货币战争的第一炮，烽烟四起火头处处，好为自身大搞货币宽松制造口实，把责任一股脑儿往日本身上推。

 

　　谁发第一炮？

 

　　宋鸿兵是否有“撑日”之意，我不知。然而，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不点名批评日本政府过分插手央行运作，破坏央行独立性，恐掀起以贬值为武器的货币战争，颇有当仁不让的味道。

 

　　即使“政治不正确”，老毕也要替日本说句公道话。单看过去两三个月，日元汇价当然跌个四脚朝天。可是，眼下的日元汇率，比之金融危机前仍然强许多。魏德曼身为德国央行行长，自然是代表欧洲利益发声，那就打开欧元兑日元(120.72,-0.0800,-0.07%)(121.00,0.2000,0.17%)五年走势图看个究竟吧。2008年中，欧元兑日元仍高企于170水平，今天约为117，四五年间日元汇率大涨而欧元大贬。若然真有货币战争，以图观之，发第一炮的是欧洲还是日本？

 

　　高桥是清功过

 

　　英国《每日电讯报》“镇店之宝”Ambrose Evans-Pritchard，在一篇近作中论及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出任日本大藏相的高桥是清(1921年11月至1922年6月曾任首相)。经济史家大都把日本先于其他工业国走出大萧条，归功于高桥出掌大藏省期间(1931至1936年)推行的扩张性财金政策。讽刺的是，主张赤字财政的他，却反对为扩军增加财政支出，在军方树敌无数，终在1936年2月26日遭发动兵变的陆军士兵暗杀，史称“二二六事件”。

 

　　高桥离世虽接近八十年，但经济史家、学者对他在大萧条年代推行的政策，研究兴趣丝毫不减。

 

　　Evans-Pritchard以比较负面的态度评价这位日本政客，认为高桥的扩张性措施虽令日本步入一段时间的稳定繁荣，却也为随之而来的货币争相贬值、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至恶性通胀埋下祸根。虽则如此，对高桥赞誉有加的学者、史家、决策者可能更多，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便曾以“出色地把日本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之人”的名号，给高桥脸上贴金。伯南克乃研究大萧条的权威，若非高桥的政策深得伯公之心，这种毫无保留的“裸赞”，想必不会那么容易宣之于口。

 

　　高桥是清之所以值得一提，皆因他在大萧条年代为拯救日本经济开出的药方，跟八十年后安倍晋三“救国”采用的招式，颇为相似，即通过赤字预算大增公共开支、着令央行放松银根购入国债，以及推低日元汇价引发通胀预期，三管齐下抗衡萧条。

 

　　高桥刺激经济手段奏效，广被视为日本先于其他国家走出大萧条的主因。日本在1930、1931两年，通缩达到双位数(物价以双位数百分率下滑)，但随后五年非但经济强劲反弹，物价亦回复温和上升的势头，其间日元贬值幅度相当明显(兑美元汇价下跌60%，兑一篮子贸易对手货币跌40%)；反观其他国家，深陷萧条叫苦连天的仍占多数。

 

　　从时序上可以看到，高桥1931年出掌大藏省，至1936年遇刺身亡，其间政府虽曾换届，但其大藏相职务从未易手。日本经济在这五年里表现远胜其他国家，即使其扩张性财金政策确如Evans- Pritchard等批评者所言，为贸易对手报复以至恶性通胀埋下祸根，但那仍改不了高桥出任大藏相时期日本经济相对其他国家欣欣向荣的事实。这也许是史家、学者在评价高桥功过时取态正面，纵有争论，焦点亦非政策的好与坏，而是货币、财政、汇率三者中，哪一“味”对日本经济摆脱萧条贡献最大，只是论者争辩数十年仍无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8月，安倍上台后独立性名存实亡的日本央行伙拍神户大学，发表了一篇以《高桥是清怎样把日本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为题的论文。顾题思义，作者对日本走出大萧条功在高桥持肯定态度，问题只在“怎样”。文内以大量计量模型，在财政、货币、汇率、产出、物价、通胀预期中逐个评价，结论是汇率调整效用最大，而货币和财政政策对日本经济复苏所起的作用逊色得多。

 

　　日本央行和神户大学研究员发现，高桥于1931年接任大藏相，日本随即在同年12月脱离金本位制，但国民早已料到有此一着，1931年下半年已纷纷揣测金本位时日无多，公众预期迅速由通缩变为通胀，这也许才是日本经济形势改观的转折点。

 

　　八十年后的今天，日本政府刺激经济重燃通胀的板斧，在高桥手上早已一一用过。八十年前送走大萧条的那阵“风”，可能只是简简单单的日元不再与黄金挂钩。金本位早成历史遗物，日本今天自然不可能故伎重施。如此一来，新订的2%通胀目标，便可能成为公众改变对物价预期的那阵“风”了。然而，1%目标无法实现，倍增至2%，“风”是否就吹得起？走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