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走出去须抓住机遇防范风险

2012年12月2日,第八届中国金融年度论坛—2012中国银行业年度峰会在京举办。和讯网对论坛进行了会议直播。央行副行长易纲在论坛中表示，我国企业走出去必须抓住机遇、防范风险。我们走出去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等等，我们的弱势在于资源缺乏，国际销售网络不够。所以走出去可以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弥补比较弱势，使中国和海外国家双赢。

 央行副行长易纲

以下为嘉宾发言全文：

易纲：

女士们、先生们，早晨好！

感谢霍学文局长的介绍。今天我讲演的题目是抓住机遇、防范风险，以平常心看待企业“走出去”。我想讲讲中国走出去的现状和趋势，讲一下国内的经典案例。讲讲“走出去”金融政策的支持。最后谈谈我总结“走出去”应遵循的一些原则。

在这个图板中，我们可以把中国的“走出去”看成三个阶段，80年代一直到2001年为第一阶段，2001年到2008年为第二阶段，2008年以后为第三阶段。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中国是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非常明显的特征标志出来的。改革开放以后，制订的第一个法就是中外合资企业法，那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非常重视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就是外国人、港澳台厂商在中国直接投资，资金的流向是从国外到国内，建厂生产。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非常成功，30多年来积累了近一万亿美元的资产。我们知道，每年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1000亿美金左右，经过三十多年，虽然有利润汇出、撤资，但总体来讲，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目前有一万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这还是投入额的累计，外商投入的资产已远远高于1万亿美元的价值，厂房、不动产、研发中心这些年都增值了。我今天讲的不是外商对中国的投资，而是中国的企业和机构，外商投资叫FDI，走出去的投资叫ODI。这几年中国向海外投资逐年增多，2008年以后到了一个高台，有六、七百亿的量。我们看在全世界的布局中，中国还是一个走出去、向外投资的后起国家。从流量上看我们国家每年是700亿，美国每年是三、四千亿向外投资。从存量看，中国这些年在外投资累计起来就是3000多亿美元，美国的存量大概有4万亿美元。英国经济学家邓宁认为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会快速增加，现在他说的这条规律是适用的，正好中国的GDP也到了5000美元左右，去年人均是5400美元，今年有可能过6000美元，所以中国正好到了一个人均GDP从发展阶段来看，也是对外投资开始起步，开始发展。我们看目前是否是对外走出去相对好的时机呢？从价格来看，是的。“走出去”我们有相对好的价格。英国、美国PE比都是比较合理的，90年代初的时候，有四、五十倍，现在也只有11倍到15倍左右。是相对合理的价格。中国走出去，廉价劳动力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充足的资本也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同时中国有非常有竞争力的工程队伍，尤其是在许多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无论是修桥、铺路、建铁路、打隧道、建地铁、建公寓房，中国的设计队伍和施工队伍都是非常成熟、非常有竞争力的。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中国做基础设施建设，所以造就了一批非常有一竞争力的设计人员。而国外这些年建得比较少，经验比较少，原来有经验的人已经快退休了。比如美国的建设高峰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当时美国也有很多很好的工程师，但那批工程师已经太老了，而中国这批宝贵人才是非常有竞争力。

我们的弱势在于资源缺乏，国际销售网络不够。所以走出去可以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弥补比较弱势，使中国和海外国家双赢。在走出去方面，日本、美国、德国都有很多的经验，我们平时在报纸上可以看出日本走出去有一些失败的经验，但实际深总体而言，日本走出去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我们知道比较多的是三菱集团收购美国曼哈顿洛克菲勒中心，这个收购失败了，收购后长期亏损，最后三菱不得不以半价卖回给原持有人。但实际上也有成功的案例，比如日本三井集团收购海外资源企业，几十年布局从上游到下游整合是比较成功的。美国企业海外收购注重企业发展战略，开拓国际市场不计短期利益，特别强调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的银行也给予了相当的支持。德国对外的收购主要是以自有资本为主，他们对项目要求控股的程度比较高，另外德国走出去的特点是大企业大项目占绝对优势。我们看中国的经验，有成功也有教训。联想收购IBM的PC，这是一个相对成功的经验，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也是一个相对成功的经验，吉利汽车以15亿美元收购了沃尔沃，整合得也比较好，而1999年福特收购沃尔沃的价钱是65亿美元，2008年福特卖出的时候60亿美元报价，最后吉利以15亿美元成交，吉利汽车也做了比较好的融资安排，交易结构是13亿美元现金加2亿美元票据。吉利把大庆国有资产局和上海一家公司拉在一起，三家抬这样一个融资安排。联想收购的时间是2005年5月，交易金额12.5亿美元，交易结构是6.5亿美元现金加6.5亿美元联想股票，这个安排也是不错的，同时联想还做了比较成功的融资安排，像TPG和Newbridge发了3.5亿美元的可转债，大大降低了风险。也有一些不太成功的案例，比如金融机构的收购，还有铁路建成通车，但大幅度亏损，因为和当地工会没有理顺关系，导致撤回，比如买铁矿，对当地法律研究不够，对环保要求、当地职工劳动成本以及码头到矿修路的艰难性没有认真分析，以为投20亿美元可以成矿，现在投到90亿美元铁矿还没有正式运行。所以我们有很多经验，也有很多教训。

我们走出去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等等，在产业上有风险，在微观上也有风险，财务方面、竞争力等能不能整合，交易商也一系列的风险，还面临着政变的风险、海盗的风险、绑架的风险、民众游行的风险。非公经济和国有经济外汇局对外汇的管理是一样的，开放了汇兑，取消了ODI的限制。而且现在ODI大大简化了程序，节约了成本。强制节收汇制度已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强制节收汇制度是1994年使用的，94年之前是比这个还严格的制度，非常不分辨。94年后实施强制节收汇，经常项和资本项不可兑换，96年经常项就可兑换了，逐渐取消了强制节收汇，我来外汇局已经三年多了，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清理强制节收汇虽然已取消了，但散在其他法规中还有一定的痕迹。09年以来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大规模清理法制法规，宣布废止失效400多份文件，把强制节收汇残余的痕迹都废止了，可以在这负责任的宣布，强制节收汇早已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的居民、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持有美元或者持有人民币，由人民币换美元，由美元换人民币。可以在银行开美元帐户，居民在美元和人民币之间也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最后我强调加强“走出去”体制和机制建设。

从外汇储备讲，这样“走出去”机制建设也必须坚持市场化的原则，维护我国实体经济主体形象，淡化政府的行政色彩，避免国外设障，提高我们的成功率。

借此机会向大家报告“走出去”，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