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催债外包折射法律疲软

在近日举行的2012年度南京市重点行业“向人民汇报”述职评议活动中，南京多家银行公开承认与第三方催债公司合作向市民追债。对此催债手段，不少人感到惶恐。而对于银行随意将客户资料透露给催债公司，很多市民也十分愤慨。银行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银行催债业务外包，明显有不适之处。在所有的口诛笔伐中，一个最普遍的观点是，银行为什么要选择讨债公司，而不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面对欠款赖账的客户，银行是权益的受损者，银行维权完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进行催债，可以把债务人起诉到法院，由法院进行强制执行。对银行而言，这样再浅显不过的道理或者说常识不会不清楚，但为何银行要撇开法律另辟蹊径选择催债公司？事实上，除了业界人士说的：“催收的业务比较简单，同时工作量又比较大”原因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没有说出来，就是在追债的效率上，司法不如手段灵活的催债公司。如果诉诸法律，就会陷入效率低、成本高的怪圈。现在，银行宁愿把催债任务交给催债公司，也不愿诉诸法律，银行的选择其实折射出的是法律困境。

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银行经济纠纷案件逐年递增，银行债权执行难问题愈益凸显。当前的司法环境，程序复杂、执行效率差，案件可能一拖再拖，仲裁、诉讼等一路走下来，银行等得“花儿都谢了”。这还不是结束，如果银行胜诉了，马上要面对另一个更艰巨的问题，就是执行难。目前法院积案如山，执行寥寥，钱大把花了，银行换来的可能只是一纸胜诉判决。具体来说，法律疲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成本高。如诉讼收费问题，国家规定的诉讼费标准是按起诉金额的2%收取，但在银行诉讼过程中，一些地方的收费普遍高于国家规定，且执行回的款项还要被相关部门占用、沉淀吃利差，如果再加上其他费用，最终导致银行执行成本高，影响银行依法收贷的积极性和效果。

第二是效率低。一方面是通过法律途径程序复杂，银行诉讼涉及开庭、申诉、仲裁等方方面面，繁杂程序和所耗时间令许多银行望而却步，影响银行选择法律的自主性。另一方面是执行立法滞后。我国至今未有系统的、全面的、完整的执行立法。目前，法院执行工作最基本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这些条文过于原则，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7月出台的《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1998年6月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其他一些针对执行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虽解决了不少问题，但仍不够完善、系统。同时由于行政干预过多，加之个别执法人员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开展工作，执行案件积极性不高，畏难情绪严重，导致在银行诉讼案件中，往往是“胜诉容易执行难”，致使当前在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银行诉讼案虽然事实清楚、胜诉率高、但执行率低，给银行维权带来很大困难。

第三是损失大。相关部门为了提高案件的执行率，可能要求银行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由于抵给银行的资产存在评估的计算标准低、抵贷物的变现难、变现后的损失难认定等问题，使得各行对此种受偿方式普遍持否定态度。

此外，现行法律对债权人保护严重不足、破产制度不完善、司法难以独立等问题，都严重影响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度。这也是银行最终选择催债外包的主要原因。

从以上情况看，银行将催债外包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改革司法制度入手，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行力度，强化法律的刚性，让全社会信任法律，如果做到这一点，银行催债外包的现象就会自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