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年时常有人提出中国“货币超发”这一概念，并将它解释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央行行长周小川解释道，货币供应不仅是满足实物经济的需要，还要满足服务业、金融市场的需要。

 

周小川指出，在中国，“货币超发”这个说法，接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所谓“非经济发行”的概念。非经济发行指超过实体经济需要量的货币供应，经济发行则指货币供应量正好符合实体经济需求。

 

周小川分析称，由于过去中国所统计的实体经济只涵盖物质部门、不包括服务业，所以，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及经济快速发展，货币供应量很快就超过当时统计口径的“实体经济”的需要，表现为超经济发行，即所谓“货币超发”。但实际上，货币供应不仅是满足实物经济的需要，还需满足服务业及金融市场的需要。

 

周小川的上述观点，出自他2011年3月18日在中国人民银行第69次学术讲座上的讲话稿《中央银行治理研究：议题与要点》。中国金融出版社本月出版的周小川新著《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与应对》收录了这篇讲话稿。

 

“一旦有了股票、债券、期货，就需要一定的货币供应量来支持金融市场对流动性的要求。”周小川说，那个时候大家都只认识到金融市场及房地产市场的优点，须加快发展，但往往认识不到货币流动性对于金融市场及房地产市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反而批评货币供应的超增长，强调要把货币供应量控制住，要与社会商品和劳务相对应，这样才不致发生通货膨胀。

 

此外，由于多数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证明，调控货币供应量与中央银行保持物价稳定的目标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货币供应量这个指标，在西方学术界基本上已被弃用。周小川介绍称，以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预测经济现象时，会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所有能得到的信息来作出判断，不会犯系统性错误。因此，中央银行能够预测的指标，公众也能预测。

 

据此，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中央银行试图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进行需求管理，从而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因为会被公众的对策性反应所抵消。所以，中央银行应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为公众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环境，以此引导好人们的预期。人们作出理性预期时，往往取决于实际的而非名义的或货币的因素，因此中央银行必须放弃货币供应量这个过去被“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奉为准则的工具，转而将政策利率作为引导预期的手段。

 

“然而，理性预期假设本身也是具有争议的。”周小川指出，首先，在实际市场中，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信息往往不那么充分和对称。其次，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发现，公众在实际决策时并非那么理性，经常会出现不理性行为，如“羊群效应”、侥幸心理等。另外，转轨国家的中央银行与公众的沟通往往不是那么顺畅，中央银行可以提供的信息，以及公众的信心和对中央银行的信任可能都会存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守理性预期理论，仅仅强调引导公众预期，效果可能就会偏离预定的目标。”

 

周小川据此提出，货币供应量这个统计指标对中国而言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仍是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工具之一。他称，在实际操作中，除了利率政策，中国央行还十分重视流通中货币（M0）、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等货币供应量指标。

 

周小川并提出，国际上还有一些中央银行没有全盘接受理性预期理论的建议，而是采用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两套分析体系，例如欧洲中央银行。“对此还有一些争议，尤其是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需要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研究和论证。”

 

周小川的新著是他对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系统性思考、反思及研究，收录了他在不同场合关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演讲稿、公开发表文章及少量媒体访谈稿，共45篇。其中，已在报刊或互联网公开发表的21篇，包括接受媒体访谈稿3篇；包括上述央行学术讨论讲稿在内的其他24篇则是首次与读者见面。

 

据央行人士10月30日透露，这些文稿主要形成于2007年夏季危机刚开始显现到2012年夏季这五年间，多数集中于2009年至2011年。“这可称周行长近年著作、文集中最为重要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