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交易司法解释将出

　　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取证难，可谓中外通病，加上中国金融和司法体系均不成熟，对内幕交易的威慑力不够而犯罪成本低廉，A股市场泛滥的内幕交易，已成为中国证监会证券稽查的头等大事。

　　接近监管当局的知情人士透露，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内幕交易调查认定、举证责任和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将于近日出台，有涉及刑事层面的，也有涉及民事层面的内容。

　　新的司法解释将推动在内幕交易案的认定过程中，更多采用间接证据，内幕交易知情人的范围将有所扩大，并对内幕交易案如何启动民事赔偿程序，提供相关的司法依据等。

　　允许采用间接证据

　　内幕交易取证难业内皆知。即使行政侦查中利用间接证据认定了犯罪行为，公安机关也常常因直接证据不足而拒绝移送。

　　据公开数据，证监会2011年前11个月共获取内幕交易案件线索108件，立案调查39起，启动非正式调查63起，已通报了秦宣、谢风华等轰动性大案。

　　知情人士透露，本次司法解释的主要精神就是，允许公检法采用间接证据。“对内幕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和知悉人、密切联系的人都可以推定，没有合理理由能证明与内幕交易无涉的，都可以推定有犯罪嫌疑。” 比如有通话记录或者短信记录，之后有交易行为，虽然通话和短信内容很难获知，在处罚时也可能被推定有内幕交易嫌疑。

　　美国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汀表示，内幕交易中直接证据极少，取证和认定在境内外都是难题，但美国相对技术手段更为完善。“尽管可以通过间接证据确定犯罪嫌疑，但所有内幕交易刑事案的侦查成功，都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证人的合作。”

　　一位法律专家介绍，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是无罪推定，需要排除合理怀疑；而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是优势证据规则。中国对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没有明确规定，一般都认为是用公权力进行处罚，应该参照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证监会一直觉得这一规则过于严苛，一直在推动最高法院解决这个问题。

　　对责任分配的认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行政处罚与刑法一样，均是行使国家公器进行的处罚，因此一旦证据不充分很容易被行政诉讼。证监会早年间在海南凯利案件上，就曾经因此而被行政诉讼，因而非常希望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司法解释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2011年7月，最高法院出台《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下称《会议纪要》），指出在特殊案件的审理中，将部分特定事实的证明责任适当向原告和第三人转移。但这一转移仅适用于对行政处罚的行政诉讼中。

　　《会议纪要》还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时，也应当考虑到部分类型的证券违法行为的特殊性，由监管机构承担主要违法事实的证明责任，通过推定的方式适当向原告、第三人转移部分特定事实的证明责任。”

　　“这个规定太间接。一是实现形式间接，即只有在被处罚人诉讼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时候，监管部门才能享受这个权利，最初调查定罪的时候不行。二是效力太间接，《会议纪要》和法律的效力不是一个层次的，只能供法院系统审理案件时做参考。”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表示，“希望这次司法解释能直接规定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