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权？ 亚洲不高兴

　　“我们需要改变。”

　　这是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著名竞选口号。但在他长长的“变革”清单中，一定没有“改变美元霸权地位”这一项。

　　他确实做到了。作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尽管其主权货币美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机，但其国际货币霸权的地位却始终未被真正撼动。

　　根据国际货币经济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简称IMF）3月31日发布的数据，在经历了连续两个季度的下降后， 2009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已配置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例上升。

　　IMF的数据显示， 去年第四季度全球已配置储备为4.56万亿美元，高于上一季度的4.43万亿美元。其中，美元储备占全球已配置储备的62.14%（2.84万亿美元），高于去年第三季度的61.5%。同一时期，欧元储备比例则从上一季度的27.8%略降至27.4%。

　　不过，此次危机至少使世界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探讨未来货币格局的可能变革。去年4月的伦敦G20峰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超主权货币”构想曾一度被世界热议。随后，为了促进亚洲区域更紧密的金融合作，清迈倡议历经多轮商讨后终成现实。就在“亚元”重新开始被学界讨论时，人民币正式迈出了国际化的步伐。

　　但梦想总会遭遇现实的尴尬。“超主权货币”被认为“太美好”而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其背后实际触动的是各国当前既得利益的再分配，不单是经济问题。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虽然最终在3月24日正式生效，但1200亿美元总规模的“单薄”以及监管机构的缺位是其发挥有效作用的障碍所在。而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亚元”仍旧只能是个学术讨论。

　　尽管不愿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将在未来至少15－20年的时间里继续与美元同床共枕，但不妨碍亚洲对“去美元化”的追求。

　　美元：坚硬的泡沫

　　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3月31日在央行的《金融时报》上表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Federal Reserve，以下简称FED)维持零利率政策，美元已成为全球性套利货币。美元大规模从美国流向全世界，特别是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致使全球资产泡沫不断积聚。

　　FED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在自己的会议录中说，他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因为自己在四届的任期内，连续 27次下调利率。

　　从应对计算机千年虫的恐慌，到IT泡沫的破灭，再到“9·11”后美国国民的恐惧，美国政府的金融应对策略从未改变，就是“多发钱”。甚至在由于发钱过多导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FED 的应对措施依然如此。

　　这使得美元从2002年的4月开始，实际上走出了一条贬值路径。 尽管在此次金融危机期间美元曾一度升值，但到2009年11月止，美元（以美元指数计）在8年中累计贬值40%。仅在2009年3月到11月的8个月中，美元就贬值了25%。

　　对于危机后转型意愿强烈的美国来说，美元贬值不失为一个好消息。这将刺激美国的出口，缓解其贸易赤字。事实上，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缺陷，使得奥巴马政府下定决心调整贸易结构。在今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他表示要在未来5年使美国出口实现翻番的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创造2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为此，美国政府开始迫使中国升值人民币汇率，以期望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中减少自己对华的贸易逆差。然而，美国政府并不将此等同于实施弱势美元策略，美国财政部同时一直强调的是：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强势美元与弱势美元，哪个才是这张绿纸背后的真实利益所在？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捍卫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是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而是否能够减少经常项目逆差从而保持美元稳定则是关系到美元霸主地位的根本性问题。

　　尽管利率等因素会影响美元汇率，但从长期来看，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是导致其净外债对GDP占比不断提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随着净外债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美国的偿债能力越来越受到质疑。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政府和学界就已形成一种担忧，害怕终有一天，外国的债权人不愿借钱给美国。当资本停止流入美国后，将立即触发美元危机。

　　这样的美元危机并未发生，取而代之的是由次贷危机衍生发展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无法确信危机后奥巴马政府扩大出口的决心是否能换来最终美国贸易逆差的顺利收缩，美国消费习惯与模式的变革仍旧存疑，因此美元危机仍旧存在。

　　亚元：一直 “在路上”

　　日本一桥大学商学部长小川英治是长期研究亚洲共同货币的专家学者。在他自己设立的模型中，选取了东盟10国加中日韩三国货币组合成“亚洲货币单位”，通过对2000年到2007年的数据进行研究比较，他发现该期间内这种区域货币的表现比美元、日元或者欧元都更为稳定。

　　不过，他并不认为这代表着“亚元”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顺利推进。“如果你要问我‘亚元’出现的时间，我只能说，这会是个非常长、非常长的时间。”

　　尽管欧元区各国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差异，但相比亚洲各国，欧洲的差异并不算大。小川英治认为，现在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相当不一致，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有可能在三五年后达到与日本的同等水平；而韩国和其它东盟国家需要一定的条件才可获得提速发展。亚洲宏观经济的趋同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出现，直到那时，“亚元”的机会才可能到来。

　　比起欧元，“亚元”的阻碍或许并不仅仅在于宏观经济上的不一致。欧元的建立是以欧元区成员国让渡货币主权为基础条件的，而这在当前的亚洲政治版图上不易实现。

　　亚洲开发银行曾在 2006年推出“亚洲货币单位”（ACU），但亚开行强调，ACU不是“亚元”，也不能被看作“亚元”的前身。

　　亚开行行长黑田东彦在当时表示，ACU主要是建立一个测试成员国货币稳定程度的指标。“ACU还不是和金融及货币一体化密切相关，也不是外界理解的‘亚元’概念。”

　　通过观察这个指标，亚开行能够分析10＋3（东盟与中日韩）范围内13个国家的货币作为一个整体相对美元或者欧元的汇率变化趋势，以及这13种货币中的每一种相对于13 种货币的均势是如何变化。

　　可以说，ACU只是提供了某种形式的基准尺度，让亚洲国家了解各自的货币偏离ACU的程度。

　　更为实际的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是“清迈倡议”的最终落实。今年3月24日，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以及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共同宣布了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的正式生效。

　　这个总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多边化协议是在原有的清迈倡议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旨在解决区域内国际收支和短期流动性困难，并对现有国际融资安排加以补充。一直以来，IMF在国际短期金融援助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但其严苛的附带条件遭到受援国的长期批评。

　　清迈倡议多边化通过货币互换交易向面临国际收支和短期流动性困难的成员提供资金支持。各参与方有权根据协议规定的程序和条件，在其出资份额与特定借款乘数相乘所得的额度内，用其本币与美元实施互换。

　　但这个多边化协议不仅因为1200亿美元的资金显得略微单薄，更因缺少实际的监管机构显得过于松散。或许我们难以期待现阶段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发挥重要的实际作用，不过对于亚洲金融合作来说，一个类似“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雏形诞生，总是一个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