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价格调整缓解名义汇率调整压力

　 “人民币升值”、“民工荒”、“经济结构调整”，个个都是时下的热点词汇。这些曝光率颇高的字眼背后实则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在结构调整的框架中看待人民币汇率，就会发现汇率改革不过是结构调整的一环。由此也可以得出可行的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的路径—，即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以价格调整减轻名义汇率调整压力。

　  汇率与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联系，可以简单归结为“外部实际汇率—内部实际汇率—经济结构”的表达式。

　    实际汇率通常指外部实际汇率，它是在名义汇率的基础上经过国内外的价格调整而得到的。实际汇率还有另外一种定义，即内部实际汇率，它是指不可贸易品（以服务业为代表）价格与可贸易品（以制造业为代表）价格之比。

　    通常情况下，当内部实际汇率上升时，不可贸易品的价格相对上升，国内消费者将转而消费贸易品；同时，不贸易品价格的相对上升会刺激相关产业的投资，增加不贸易品供给。不可贸易品的供大于需则会通过改善贸易余额的方式获得平衡。因此，内部实际汇率上升将最终导致顺差减少（逆差增加）。

　     内部实际汇率变动的例子，简要展示了汇率是如何影响资源配置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而外部实际汇率和内部实际汇率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是同方向变动的。这意味着，外部实际汇率可以通过内部实际汇率影响国内的投资和消费，进而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即“外部实际汇率—内部实际汇率—经济结构”的作用路径。

　    上述表达式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汇率作为价格体系的组成部分，能够在引导资源在部门间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着眼于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结构调整，同样会要求汇率的变动，以配合国内其他结构调整政策。

　    在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实际汇率的调整会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然而，尽管人民币汇率制度几经改革，但事实上仍然以盯住美元为主，人民币实际汇率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因素——美元，而非内部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决定。这也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远远要比人民币是否升值更具有深远意义的原因。

　   “民工荒”的持续出现意味着实际汇率和经济结构都有调整要求。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在开放环境下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时其实际汇率会面临升值压力。巴萨效应假说的逻辑起点是可贸易部门（制造业为主）劳动生产率相对不可贸易部门（服务业为代表）的提高速度超过了主要的贸易伙伴，而其重要的传导途径是工资进而整体物价更快的上涨，最终实现实际汇率的升值。

　    美国经济咨商局报告显示：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仅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在2001年之后也逐渐与亚洲其他主要出口导向经济体拉开距离。可见巴萨效应的起点已经具备。然而从传导过程来看，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抑制了可贸易部门（主要是制造业）的工资上涨，从而截断了巴萨效应在中国的发生途径。在2004年之前，巴萨效应实现的途径貌似在中国不成立。但是自2004年起，中国东南部出现了自上世纪80年代“民工潮”以来的首次“民工荒”，并且在2009年四季度以来，“民工荒”再次成为焦点。“民工荒”现象的持续出现，可能预示着抑制巴萨效应在中国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在逐渐减弱。另外，农业生产服务成本在2004年后的持续上升，以及价格分项中的服务持续高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也从侧面证实了巴萨效应的传导渠道已经打通。如果中国的确存在巴萨效应，那么说明实际汇率确实具有一定的调整要求。

　    最后，笔者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调整可行的路径应该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通过国内价格调整来减轻名义汇率升值的压力。

　    短期内名义汇率相对稳定除了可以减少产出和就业波动之外，支持这一路径更充分的理由来自于结构调整本身：汇率调整反映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而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本身就含有内部价格调整。长期来看，我国的结构调整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其中即包括汇率也包括其他内部价格，此外还有收入分配和行业准入等。在结构调整过程中，难免出现价格上涨，即所谓的结构调整引致型通胀。再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增加其可支配收入，不仅仅会引起居民消费需求总量上的增加，而且可能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改变其消费结构。消费结构的变动，同样需要价格来引导供给的相应变化以满足需求。因此，我们从结构调整的框架中看待人民币汇率，就会发现汇率改革不过是结构调整的一环，而结构调整本身会减少人民币名义升值带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