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开放大国需要弹性汇率制

　　针对新年伊始美国学界政界掀起新一波批评人民币低估浪潮，我国政府义正词严地表示汇率政策绝不屈从外部压力，我国学界指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真正解决美国问题。这些无疑都是正确和必要的。

　　回顾近十年有关争论，我们也需反思如何使人民币汇率改革讨论跳出“国外施压、国内反弹”的被动反应模式。应把汇率改革和升值与外国人诉求切割开来：不能因为外国人有诉求，人民币就一定升值；反过来，也不要陷入误区，因为外国人有动静，我们就讳言升值，致使错失改革良机。应转变视角，以中国经济发展长远利益为本位，探讨人民币汇率改革与可能升值问题。

　　以我国发展为本位求解汇改难题，关键要确定适当标准，特别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研判。从经济分析角度看，可以提出五个衡量标准探讨。首先看长期追赶和结构调整标准。我国正在经历大国经济追赶过程，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强劲追赶势头。依据巴拉萨效应原理以及德国、日本等大国经济追赶经验，经济长期追赶客观要求本币实际汇率趋势升值作为其展开形式。另外允许汇率这个开放经济的相对价格变动，向企业提供我国经济相对竞争力动态信号，有利于通过市场机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其次看外部平衡和贸易条件标准。我国2002－2009年贸易顺差累计达1.12万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目前已达2.4万亿美元。储备过量增长背景下，实行更为灵活汇率制，因应基本面因素变动适当升值，或有利于调节国际收支失衡，或有利于改善我国贸易条件从而增进国民福利，或者兼而有之。

　　再次看合意总需求标准。长期范围内总需求增长并非经济成长瓶颈。我国改革时期虽有短期总需求不足和通缩，但主要困扰还是间歇性通货膨胀和增长偏快偏热类型宏观不平衡问题。2003年以来主要面临经济增长偏快和通胀压力挥之不去形势。目前增长重回快车道，管理通胀预期成为主要矛盾。这时增加汇率弹性，允许适当升值，可促进宏观均衡并改善贸易条件。

　　又次看完善开放宏观政策架构标准。开放经济需要建立完善与机会平等原则一致的总需求管理框架。盯住或准盯住汇率制不利于灵活利用利率工具，面对各类冲击和宏观不平衡压力，不得不采用五花八门替代工具调控，导致“宏观调控干预微观”问题。另外不同程度内生于我国总需求增长的大宗商品进口价格飙升，构成冲击我国宏观稳定的新挑战，增加汇率弹性对此也有积极调节功能。

　　最后看做大做强人民币标准。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危机，本质在于中国和一批新兴经济体追赶，要求调整和变革国际货币体系原有秩序和制度。在夯实中国经济发展基础同时，推进人民币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培育人民币国际化因素自然稳健生长，是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多重议程中最为能动因素和最为本质内涵。从长期看，要想人民币茁壮成长，不能老是挂在一个或多个相对走下坡路大国货币上。我们要有信心，在务实调整汇率政策基础上，深化改革夯实发展基础，管好货币维护宏观均衡和币值稳定，最终实现做大做强人民币目标。

　　可见从中国发展本位分析，我们应加快改革现行汇率体制。基本取向应是“脱钩换锚”：与美元脱钩，也不准备刻意与其他一篮子货币或SDR之类世界货币挂钩，而是转向“盯住”因应我国产出和支出结构变化而动态调整的国内一篮子商品劳务。汇率改革应成为更为广泛宏观政策改革一部分，中心目标是“管好货币、稳定币值”，为我国经济在战略机遇期持续稳健追赶提供必要的宏观均衡环境。

　　改革目标模式可以坚持“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实质要求是让汇市供求因素真正在边际上对汇率发挥决定作用，关键措施是对央行汇市数量干预加以限制。可以考虑选择“干预定量、价格放开”改革思路，对汇率机制进行实质性改革并增加汇率调节弹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