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龙：主题演讲　全球及中国对金融创新监管的发展趋势

　　非常感谢外汇杂志社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有关金融创新发展与监管的问题。这个题目很大，我看到这个题目以后都很害怕，因为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尤其是在现在这个背景下要把它讲清楚，不是三十分钟能解决的问题。我在来会场之前，在网络上大概搜罗了一下打入“金融创新”这四个字搜出来了680多万篇文章，由此可见大家对创新，现在的争论和认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我本身是做金融创新监管工作的，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所以我要从我的角度谈一谈对创新的看法和理解，也不一定正确，因为也属于六百八十万分之一。我下午争取讲得简单一点，能把我们对这一次金融危机过后的一些考虑讲清楚。

　　我想讲三点：第一，金融创新是社会分工和社会效率提升的必然结果。我们看到这680多万篇文章之后，可以发现有很多人今天因为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对金融创新产生了质疑。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媒体上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叫“滥用”金融创新，我给大家讲这个词本身就是错的，金融创新没有“滥用”和“不滥用”的问题，因为它不是一个工具，可能我们很多人了解的金融创新就认为它是一个工具。但实际上仔细考虑一下，金融创新背后的推力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人们需要这种工具了就把它发明出来了，不需要这种工具了，就把它扔掉呢。从有金融创新发展到今天，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每一次金融创新之所以突飞猛进地发展，一定是前面有一次社会分工的变革，社会分工越细，要求人们对社会、对生产的管理效率就要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推动制度组织产品方面的创新，不是你想把它否定了就可以否定了。

　　第二，金融创新必然带来风险。我结合第一个观点来讲第二个观点，举一个例子，我刚才讲金融创新是社会分工、社会效率的一种要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汽车取代马车，汽车可以叫成一种交通工具，但是再仔细考虑一下，汽车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交通的变革方式。从马车到汽车，是因为社会进步、社会对效率要求的一个结果，一旦进入到汽车年代，很简单，汽车撞死的人肯定比马车多得多，如果我们今天大家不开汽车，还是坐马车，就不会出那么多车祸，也死不了那么多人。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跟汽车的道路是一样的，创新是对分工的一种细化，它是对技术管理的一种提升。我们想想看，我们赶马车，随便一个人，也不需要多少交通规则就可以做了，开汽车必须要去学，必须要掌握这门技能才能去驾车，而且还不能酒后驾车。所以金融创新必然带来风险，这是一个不需要规避也不需要回避的话题。我们不能因为汽车撞死人，我们就号召大家现在我们不要汽车了，我们全部回去赶马车吧，要这样号召的话，大家会觉得你有病。但是你发现在金融创新里面很奇怪，很多人都在发出这种呼吁，所以我们要慎用金融创新，我们甚至要重新反思我们的金融创新。当然，这种论点也不为错，但是如果从这种论点得到了一个结果，就是在一个我们本身金融创新就不足的国家，对金融创新再加以限制，再加以抵触的话，我们的金融创新就会更加落后。

　　第三，金融创新的监管问题。汽车一旦取代马车以后，它会对整个社会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如果只有一辆汽车取代了一个马车，整个社会还是以马车为主的时代，这种金融创新掀不起大的波浪，它只是一个局部的改善而已。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百分之六十的马车，甚至百分之七十的马车都被汽车所取代了以后，这种创新就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了。那么，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展示给我们一个画卷不仅仅是资本家利欲熏心、贪得无厌，去滥用了很多金融工具，它展示给我们一个画面的另外一端，是说目前的金融创新已经发展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已经发展到足以改变世界金融乃至经济格局和趋势的地步。在这种时候，当汽车在百分之八十的比率上取代了马车以后，人们紧接着要做的就是我们建立起一套适用于汽车运行的制度、组织架构和管理方法。所以，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必然会在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整个金融监管的架构，由于金融创新的根本性变化，而发生巨大的变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过去的银行监管，我们叫审慎监管，证券监管是行为监管，过去在这两种监管，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中国境外，基本方式是大同小异的。这些监管依赖于监管人员的外部监督和金融机构的自律，所以大家经常听到一个词叫“新资本协议”，讲的“三个支柱”。发生在90年代末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产生的金融创新，对于过去的无论是审慎监管还是行为监管，对依靠自律、依靠外部约束的这种方式提出了挑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次广为大家所了解的CDS，在座的各位可能没有人没有听说过CDS这个东西。CDS在今天很多人依然把它看成是一个毒品，是华尔街的一班精英们发明出来的毒害世界的毒品，我有点误导大家了，事实上，CDS绝对是一个好东西，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好东西呢？什么是CDS？简单来讲，就是对于信用违约风险管理的一种工具。过去银行发一笔贷款，比如说我要给外汇杂志社发一个100块钱的贷款，我在发这个贷款之前可以去调查、评级，可以去做很多的工作。但是一旦这100块钱的贷款发给了外汇杂志社以后，我对它的信任风险的管理就是一种被动式的管理，我只能看着它，万一这个杂志社有问题了，赶快增加抵押品、质押品，再有问题了，我进行资产保全，查封，去处置，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大家想过没有，我们金融行业面对的客户方方面面，你可能今天面对杂志社，明天面对电力公司，后天面对笔记本、IT公司，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可能对各行各业都精通，都能准确地去判断它的信用风险状况，但是他又是你的客户，过去我们的信用风险管理是一种粗放式的管理方式。有没有一种办法提高它的效率呢，提高我们管理信用风险的效率？有一种办法，我把我熟悉的这个行业信用风险自己管，我不熟悉的行业信用风险卖掉，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我是A银行，我给杂志社发了100块钱贷款利率5%，一年以后到期还我105块，但是我对杂志社这个行业我不熟悉，我又想保有这个客户我发了这笔笔贷款，我派一个小组去管理，显然我的管理费用很高，这个时候我完全可以把我信用风险剥离出来，我卖掉，卖给谁呢？我愿意3块钱把杂志社这个信用风险卖掉，B银行可能会来买这个风险，这个时候对于A银行来讲，我的信用风险，我不熟悉这个领域的信用风险完全被剥离出去了，我的效率也提高了。对于B银行来讲他对杂志行业是精通的，实现了制约化管理了，2001年我给清华大学的学生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学生就问我会有人买这个风险吗，我是B银行，我3块钱买了这个风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杂志社一年以后还不起105块钱，只还了我95块钱，对不起，剩下的10块钱，B银行你得替他赔，会有人干这么傻的事吗，恰恰是大家认为干不起来的事，整个CDS成为了这次金融危机备受关注的、备受影响的一个问题。为什么B银行有那么多人去做这种业务？很简单，如果按照我们马车年代的那种思维，我们的金融机构是干什么的，大家回去翻一下教科书你会发现，马车时代，什么是银行？银行是金融货币与信贷的现代企业，这是马车时代的概念，这个时候我银行主要做的是货币和信用的问题，实质上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我不展开讲了，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不是30分钟可以讲清楚的，大家要了解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务的发展，银行已经不仅仅是金融货币与信用，很大程度上一家银行经营业绩的好坏不取决于货币信用的经营，取决于风险经营。当代什么是银行？银行是经营与配置风险的现代企业，在这种概念下，马车时代就过渡到了汽车时代。我们再看B银行为什么要去买这个3块钱的风险，B银行也想杂志社做生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马车方式，我也给杂志社发一个100块钱的贷款，利率5%，一年到期。第二种方式是汽车方式，我可以不发这个贷款，我可以直接去买A银行的信用风险，在我们马车年代来看，这两种业务是完全不同的业务，发100块钱贷款大家不叫金融创新，这个大家很熟悉，我花3块钱买这个信用风险叫CDS，这个叫金融创新，我们很多人盯着说你不能做，这个太危险了，这是我们马车时代的观点。如果你把自己从马车时代上升到汽车时代，会发现这两种做法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业务。如果今天你限制CDS的发展，理论上讲就应该限制贷款的发展，为什么是一模一样的业务呢？你不要从货币信用的角度来看，从风险的角度来看，你发100块钱贷款，如果一旦杂志社出现了信用风险，A银行只能还95块钱，对B银行来讲一样也只能还你95块钱，你损失10块钱。你不发这个贷款，去买了这个信用风险，如果杂志社出现了信用事件，你的损失依然是10块钱，从风险的角度来讲，这两种做法没有任何区别，就相当于从交通的角度来讲，从金融街到天安门无论坐马车还是坐汽车，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带来的结果不一样，如果我是直接发贷款，我们知道你有一个存款准备金率，有一个资本充足率的问题，如果我拿3块钱去买风险，我不但不占用任何一分钱的资金，我可以事先获得3块钱的收益，由此带来了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影响。我们经常看到外资银行资本充足率很高，但境外的银行资本充足率都很高，一些监管人员也期望我们的银行也能达到那么高的资本充足率，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创新，就不可能实现，外资银行之所以能把资本充足率做那么高，并不是天天到股票市场上去圈钱，你们去看哪一家外资银行没事了搞增资扩股，没事搞次级债，没事搞混合资本工具啊，很少，不用说平常，就是危机年代，我们一些中资机构想去买大牌外资银行的股票都被拒之门外，不卖给你，为什么？因为卖给你以后我的利益摊薄了。但是如果看看我们的银行，每一年都要想办法到股票市场上圈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从马车时代走到汽车时代的时候，它对于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不仅仅是增加分子，而是通过缩减分母的办法来进行，如果这个时候中资银行，中资金融机构不做创新，马上要面临的一个问就是你要跟他站在同样一个资本充足率的水平，要不断增加分子，而增加分子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有没有那么大的承受力。我给大家简单算一笔账，2009年有98000亿贷款，2010年按照官方的讲法是7.5万亿，算一个简单的数字，不要算10%、11%，我们算8%，资本充足率按8%算，最起码今年整个银行业需要新增资本6000亿，6000亿从何而来，如果我们到资本市场上去拿，一是资本市场不给你，二是你要真拿的话，资本市场就垮掉了。如果你没有资本金，又没有办法发展你的业务，结果一个金融创新的演进，可能会带来一个国家的银行业是不是能跟随世界潮流的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轮金融创新最大的体验就是它不再是局部领域里对传统产品业务的一种替代，它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的构成问题，也就是说有80%的马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开始被汽车所取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第一件事很简单，大家就要订立有关开汽车的法规、制度、交通规则。所以可以有把握的讲，从2009年一直可能要持续到2015年，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国际上每一次大的金融和经济事件变动以后制度的周期大概是五年到六年的时间，可能从2009年到2015年，整个这五六年期间我们全球的金融制度会处在一次大变化过程之中。所以，你们经常看到媒体报道，哪个国家又准备做金融监管的改革了，又准备上众议院投票等等，这种新闻还会不断。但是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这种变革，更应该看到中国的金融业也必须走到这种变革期。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不走到这种变革中去，由于你担心汽车会撞死人，不去改变你的交通规则，不去仅仅引进汽车，还是想办法把汽车堵到路边，让马车大行其道的话，你错过了这五六年的制度变革期，一旦国际金融制度在这五六年完成以后，我们将面临着极其不利的地步。所以，金融创新第一个层面，“制度创新”会是未来五六年的重点。第二个层面，组织方式的创新，会成为金融机构下一步发展的重要领域。这个现象其实我不讲大家也应该看到，我们现在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他们对产品业务的组织，对生产流程的组织，都在发生很多变化。所以你现在到银行去，不再是简单的给你吸收一点存款，发放一点贷款，可能要卖你卡拉，卖你理财产品，卖你代理的基金等等，整个围绕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交易效率提高而产生的流程再造，业务产品组织的重新架构是金融创新的另外一个层面。第三个层面，金融监管的方式也需要创新。我刚才讲，我们过去无论审慎监管还是行为监管，最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的自律，二是外部约束，就是外部监管，我们这些监管人员去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但是进入汽车年代以后，更重要的一个监管方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就是投资者的教育问题，社会公众教育问题。马车年代，不需要大家了解多少交规、交通知识，但是在汽车年代，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教孩子红灯停、绿灯行。所以，监管方式除了继承以前的监管技术方法以外，一定会在投资者教育、社会公众教育方面有大的突破，要不然你的监管会事倍功半。举一个例子，可能咱们在座的诸位搞金融的没问题，但是在座诸位媒体朋友，我估计你回去问问你身边的同事有不少人上过发短信诈骗的当，不少人还上过发卡的当，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你没有了解到汽车年代你应该掌握的知识，比如说有个人打电话说我的ATM机坏了，你得把密码告诉我我把账户重新转移一下。如果我们全国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一家银行会要求你提供密码，凡是要求你提供密码的都是骗子，如果这个观念深入全国老百姓，我敢讲诈骗案件一定会下降最少三成。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公众教育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银监会是所有中央部委里第一个专门开辟一个领域，在银监会的1楼西侧大厅专门有一个公共教育的区域，我们也专门有一个中心，叫中国银监会公众教育中心，我们今年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如何尽快地普及金融知识，提高金融消费者投资人的自我保护，对汽车年代规则的认知能力，可能只能通过这种办法我们才能保证既鼓励汽车的发展，又减少汽车撞死人的数量。我要讲的就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尹龙主任，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向尹龙主任提问。

　　提问：我是路透社的，您刚才提到，去年新增贷款是9.8万亿，今年是7.5万亿，如果资本充足率是按照按8%算的话，新的融资量大概要6000亿。

　　尹龙：不是新的融资量，按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我们假定7.5万亿发给企业的话，我们企业的风险权重是百分之百，也就意味着它的风险资产是7.5万亿，按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必须要有6000亿的资本金，你才能做7.5万亿的贷款生意，没有这个资本金，是做不了这个生意的。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股指期货已经在4月16日上市了，但是银行作为特别结算会员参与股指期货迟迟没有得到放行，我想问一下这其中最主要的障碍和困难在哪里？

　　尹龙：股指期货在我们国家有一整套法律制度、法规，在这里面我们相关部门曾经考虑引入银行进入这个体系，但是它面临着两个大的技术问题，第一个大的技术问题，从全世界来看，银行参加股指期货，一般来讲都是以一个特别的公司，有一个独立的公司机构，或者是它去控制某一个机构来参加期货的活动。我们国家目前因为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银行是不允许去控制期货公司的，不允许参股期货公司，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银行去设立一个专门的结算公司，但是要设立这个结算公司又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就需要走法律制度的程序。第二个技术问题，当初也有人建议，把银行叫做“特别结算会员”，不通过专门的机构，直接由银行进入期货市场做特别结算会员，这个主意也是一个创新，也是值得考虑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在我们的期货市场仍然处在刚刚发端的情况下，这种做法需要谨慎。所以，目前由于我们法律制度上的问题和技术上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银行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市场。但是我相信，随着市场日益规范，相关的制度日益完善，可能今后银行会参与到相关活动中来。

　　提问：对于国内银行对零售客户在外汇创新产品方面，银监会会不会考虑有一个逐步的放开，或者有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时间表可以做这方面的事情呢？

　　尹龙：这个问题你要问外汇局。因为我们本身完全遵守外汇政策，并不是所有银行的规则都由银监会定的，我们只是负责其中一小部分，我们大概有五个工作。一是规则制定。二是准入。三是非现场监管，平时要关注你这个机构是否健康。四是现场检查，我们要随时检查。五是责任退出，发现了问题，会有一些处罚，在这个活动中，第一块规则我们只占一部分，比如说银行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必须遵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甚至包括发改委、工商与等等相关的规定，这个我们只占一部分，但是我们在秩序监管和现场检查的时候，我们要查你们是不是遵守了所有的，不仅仅是我们，你们可能会发现，我们会去管理银行某一些外汇产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前有银行做外汇买卖，我们发现以后就去查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外汇局如果明文不允许，银监会就不允许银行做这个业务。在外汇方面，我们主要遵从外汇管理局的相关政策和依据。对于我们本身来讲，只要求银行把产品必须进行分类分层，如果你这个产品创新是在法律法规制度框架允许下，同时你又卖给的那个人是一个具有风险管理能力和认知能力的机构投资者，这个我们基本上不去干预。但是如果你这个产品卖给的是对风险认知能力不强、风险承受能力不强的社会公众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你这个产品，我们本身并不阻止你去做产品创新，但是这个产品设计出来，如果我们认为它不符合我们的适当性原则，什么叫适当性原则呢？我们要求银行必须把适当的产品卖给适当的客户，如果不符合这个原则，我们是不允许做的。简单一句话，政策得问外汇局，产品我们没有任何限制。

　　提问：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像卖这个产品的话，实际上现在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律法规的问题，一个是产品对项目问题，我们注意到法律法规的问题，实际上1994年就有相关的问题。

　　尹龙：2006年，外汇局专门又发了一个文重申，最早是90年代有一个文，后来2006年又专门发了一个文。因为1994年的那个文，到2000年、2001年，大家慢慢就淡忘了，有些银行开始做了，但是2006年我们发了一个文把它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