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讨论：被纳入监管的外汇业务创新如何满足避险需求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亚洲风险的高级记者李凤雯女士为我们主持下一个讨论环节，讨论的题目是“被纳入监管的外汇业务创新如何满足避险需求”。

　　李凤雯：各位好，我是亚洲风险的高级记者李凤雯。很高兴主持今天最后一个互动环节，希望大家在这个环节里面得到你们所需要的有用的和有兴趣的资料。今天会议的大题目，是关注全球监管的衍生工具产品，看看中国市场，同时我们国家在区域经济体系之下的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大。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公司也抓紧这个机会“走出去”，去并购一些外国的资产，或者是在区域里的经济贸易越来越频繁。今天很荣幸召集四位嘉宾来和我们讨论国家的企业在这种大的环境之下怎么样控制或者是怎么样进行外汇风险管理的。首先介绍一下台上的各位嘉宾，国际掉期与衍生产品协会亚太区董事骆岚先生、壳牌（中国）有限公司资金部总经理章虹女士、东方汇理银行、外汇金融机亚洲资本市场执行董事王恩大先生、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先生。谢谢各位。首先，我想问一下各位，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中国外汇风险管理或者是衍生产品市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王恩大：谢谢主持人。中国的外汇衍生产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外币对外币的衍生产品，这部分衍生产品是比较成熟的，也是比较完整的，这部分产品，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都可以提供，提供产品的种类从简单的现货、外汇远期到期权，到一些组合性的产品，包括为了对冲外汇风险进行投资的这些产品，反正国际上有的，我们国内的企业都能够经过中资银行或者是外资银行来使用这些产品，这部分是比较成熟的。第二部分是人民币对外币的外汇衍生产品，这方面还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现在来说，产品局限在现货和远期，期权还有组合产品现在在境内的市场是不存在的，这部分我觉得还有发展的需要，企业也看到要进一步发展这方面的产品。

　　李凤雯：可不可以提供一下在国内银行方面，他们在发展外汇衍生工具或者是风险管理工具方面，大体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杨再平：国内银行在这方面的思路，基本上从监管部门来讲是这样的要求，出于满足客户避险的需求。经过这些年改革开放以来，有六个理由使我确信我们在这方面的需求非常大，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空间比较大，多样性比较复杂。第一，贸易，美元的贸易，我们2009年底是第一大出口国，相应的贸易融资和相应的结算等等，这里面都有很多需求。第二，外汇储备两万多亿美元。第三，个人居民外汇储蓄差不多600亿美元左右，2009年有所下降，2008年是600多亿，2009年差不多600亿，避险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第四，相应的外汇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了，包括银行金融市场，外汇市场也是越来越大。第五，人民币汇改以后汇率更加灵活，最近人民币的变动，相应的风险防范或者避险的需求也比较大。第六，银行自身因为要有境外货币业务的发展，同时自己持有外汇，银行自身面临着一系列的外汇风险。我们有一个统计叫做外汇敞口投资比例，2005年汇改以后，2006年曾经高达50%，按照监管要求的比例是20%，就很高了，2009年大概10%多一点，当然有些币种相对比较高，美元、欧元、英镑这三大币种的外汇敞口风险都比较高，还有银行本身的贸易融资、信用证等等，本身就有很多避险的需求。所以，我们的客户或银行自身随着经济的开放度越来越大、随着经济总量越来越增强，这种避险的需求可以说是与日俱增。所以，我们的银行在做相应的外汇业务创新或者是衍生产品的创新方面，主要还是瞄准避险的需求。

　　李凤雯：我们国家同时间有很多公司，有很多很大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方面有这方面的运作。不知道可章虹女士不可以提供一些案例，在国内你们是怎样控制金融方面的风险管理？ 章虹：从壳牌（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受银行欢迎的企业，因为用杨先生刚才的话来讲，我们在外汇避险方面的需求实际上是很少的，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出口型的企业，我们外汇的风险主要是来自于从国外进口一部分原油带来一部分的外汇风险，这部分的外汇风险现在我们的做法是用外汇即期的方式跟银行购买FXspot（1小时13分），来满足我们外汇方面的需求。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是因为整个壳牌集团对风险管理的理念，我们认为不是所有的风险都是需要高度对冲的，每一个企业事实上对风险都有一定的承受能力，而它在不能够承受的情况下，比如说已经超出了企业承受能力的那部分风险，才需要真正的去避险。壳牌（中国）现在的管理模式，以及整个中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形势及现有的状况，我们认为从资金的流量来讲，或者是平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来讲，我们这部分的外汇风险是可以让它存在一定的敞口的，这是管理层做出来的决策。但是这个决策我们是每一年都会有一轮新的策划，因为我们一直都认为中国外汇市场，人民币兑外汇的市场还是非常不成熟的，我们很多要求都没有办法满足。所以，一方面是公司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市场的成熟度，我们来决定一个新的外汇避险的方式。

　　李凤雯：现在你们客户对于你们有什么特别的衍生产品的需求？

　　王恩大：我们的客户有像壳牌这样大的跨国企业，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比较好的，根据他们的情况，在人民币这一块没有非常很活跃的避险工具。同时我们也有一些客户是出口企业，现在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很多出口的订单是用欧元定价的，大家知道从去年底到现在欧元对美元已经跌了百分之十几，对人民币来说也是一样的。很多低附加值的出口企业，他们本身的利润可能只有5%，当汇率变动百分之十几的时候，其实对它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外汇的避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可选择而是成为一种必须。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欧元兑美元的对冲方案，因为目前来说人民币对美元还是挂钩的，如果对冲了欧元兑美元，基本上就可以对冲大部分的风险。这是目前他们做的比较多的。

　　李凤雯：杨主席，不知道中国国内的银行在衍生产品，或者是不是衍生产品也好，他们对自己企业的客户，怎么样帮助他们解决在利率方面的一些风险？

　　杨再平：因为中国的法律跟有些国家相比，其他国家只要法律不禁止就可以做，我们是法律允许的才能做，刚才这位先生也讲了，主要的品种有远期交易、人民币和外币的掉期交易，融资性担保，国有企业的商品期货，还包括QFII，还有外汇担保的人民币贷款等等，这些品种都是允许的，也是我们商业银行在积极做的，我们的商业银行跟客户，主要去做的，围绕客户的需求，挖掘客户避险的需求，去充分创新，这方面的创新是没有止境的，客户的真实需求，避险需求，六个大的品种上实际上有很多创新余地，我们中资商业银行来说，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围绕客户的跟我们刚才说的方面相联系的多种多样的避险需求，创新，这种需求是动态的，所以产品也是动态的，实际上我觉得创新没有什么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创新就是围绕客户的需求，而且是围绕客户动态的、多样化的需求，来不断的设计，或者是提供适应这种需求的产品，那么自然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它就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展。现在来说，这六个大的方面能够做好的话，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我们银行客户的需求。

　　李凤雯：谢谢，的确有很多亚太的监管机构他们也注意到，企业在用衍生产品的过程中，非常希望他们有实际真正业务的支持，他们希望衍生产品的用处在于实际的对冲，在套期保值方面也不希望有一种套利的感觉，这是国内的监管机构不愿意见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公司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证实自己在这一方面完全符合监管单位的这种要求？

　　骆岚：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第一，如果一家公司主要是生产钢铁，可是他去投资木材，肯定能说他不是做套期保值。如果一家公司是做出口业务，做外汇风险的套期保值，有时候很难判断什么是投机，什么是做避险的炒作，其实不止在中国，在亚洲其他国家金融风暴之后也变成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在韩国他们采取的方法是看出口公司出口的金额多大，如果100万的话那所作的套期保值产品不能超过金融，现在要求所有银行跟一家公司做一笔交易之后把资料放在自身仓库，这样那家公司如果去问第二家要做一笔交易，那家银行也可以去查，我们估计他只有100万，跟别的家已经做了75万，我跟他只能做25万的交易，并没有说什么产品可以做，什么产品不能做，印度不单单要看客户本身的需求，针对产品还有看法，特别是他不希望出口业公司做有杠杆的产品，比如你可能做一笔期权，现在印度的方式是不允许这种交易的。在中国国内，我跟许多监管机构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基本上的看法是，如果你光做一个平价期权是很好的，等于是买了保险，如果觉得成本太高，想把成本降低的话可能就变成了投机。对于一个中国公司来说就相当困难了，比方我查了一些资料，如果你现在怕人民币会升值，作为中国的出口业者，你想保护你自己，一年的人民币对美金的期权，大概在3.75个百分点。如果你估计一年之内人民币不会涨那么多，可能再涨5个百分点左右，付这么多的钱，可能觉得不划算，甚至很多出口业非常紧张，利润率没那么高，如果付37.5个百分点，利润就没有了，可能就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付这个钱，二是不做避险了。人民币大涨损失就更大。很多公司跟银行讨论说怎么样把成本降低，银行说如果人民币真的贬值，赚的更多，如果你卖这个期权比较有风险，万一这笔交易赔了，比如我做了10个百分点，我愿意付你一个百分点，你做了一个评价的期权，我卖给你3.75个百分点，你的总价值在2.75个百分点，这个比较合理一点，很多公司会接受做这种交易。在中国官方眼里那可能算是投机。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些出口业者挺辛苦的。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不允许投机，所有人都碰到这种类似的情况怕人民币涨，没有人怕跌，没有人愿意投机，就没有一个市场。

　　李凤雯：在壳牌的角度来讲，你们是一个跨国公司，在中国运作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控制整体集团，或者在中国方面的利率风险管理，有没有要符合国内的一种风险管理的要求，来改变一下你们总体的战略？

　　章虹：我们整个集团风险管理的战略都是一致的，我们在资金管理方面在全球有一个非常标准化、集中化的模式，全球资金管理部一共100多人，分布在全球3个资金中心、伦敦、新加坡、里约热内卢，每一个资金中心覆盖当地的区域，唯一的中国在资金管理方面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们在中国有一个三个人的资金管理团队，这是属于新加坡的地区的一部分，我们还是希望在遵循中国的做法，也是希望遵循集团总的资金管理也好，还是外汇风险管理也好方面的政策，完全是集中化管理，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好处，一个是增加内控，第二个是降低成本。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中国的团队，我也看香港，因为香港不是一个管制的地区，它的外汇管理完全是可以并入我们标准化、集中化的模式。我们很希望在中国的运营也能够遵循像香港的模式，能够很自由、很开放的去运作。

　　李凤雯：除了一些跨国的公司之外，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的监管机构国资委对一些国际的套期保值和衍生工具的使用也有一些新的规定，从服务或者是产品的提供者的角度来看，不知道王董在客户要求里面，有没有就去年2月份国资委出的这个文件，在产品的限制下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王恩大：国资委新的规定是：第一，这种避险、这种对冲必须建立在真实的需求上，真实的需求是可以判断的，根据企业的现金流，作为银行我们在给客户做交易之前也要进行判断，是不是进行真实的避险。第二，从国企的角度来说，他们必须充分理解这个产品的风险，不要去做太复杂的产品，也不要使用这个杠杆，去做简单的产品，能够符合他们真正避险需求的产品。从银行的角度来讲，我们跟客户做这个产品之前我们要解释清楚这个风险，从可能的好处和坏处，都要充分的向客户解释清楚，确保他理解这里面的分析，这样可以避免出这样一些问题。第三，从中国国内也好，还是国际上，在金融危机之后用来做对冲的产品有一种趋势，就是趋向简单化，趋向杠杆化，产品里面往往没有使用杠杆，是非常简单的产品，比如说远期外汇，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或者说一个简单的期权，实际上比远期的风险更小，如果客户买期权是相当于买了一个保险，风险只限于付的期权费没有其他额外的风险，期权从风险的角度来说如果使用得当的话实际上是一个低风险的产品，这也是我们在国资委新的规定以后看到的客户实质性的需求。

　　李凤雯：其他嘉宾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杨主席不知道中国银行方面有没有帮助他们客户在风险管理方面因为国资委的文件有没有特别的改变，或者是给他们推出一些比较简单的产品？

　　杨再平：这个文件的出台，大家应该知道是因为我们有些国有企业违背了市场规律，在一段时间内超出了避险的需求，想爆发，受到了惩罚，使我们遭受了损失，这是有代价的，是用代价换来的，包括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很多创新是离开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觉得是回归简单，回归真实的需求，从满足这种需求是多多益善的，这样的创新多多益善。创造产品去满足这种需求既能够使我们金融体系得到稳定，同时能够增加社会财富，社会福利的。我们监管部门说哪个东西可以做你才能做，意味着我们监管部门在满足客户多种多样的需求，不断增加的需求方面负有更多的责任，它要了解有哪些需求和风险，在需求和风险之间首先要有一个平衡。但是我们金融机构反过来，跟那种自由的体系又不一样，一方面要更多的守规矩，也要了解哪些是允许你做的。另一方面，作为我们银行来说，要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就需要了解到这些需求，因为需求在不断变化，怎么样使得我们的监管，包括更多的创新，要把这方面的信息反馈给监管部门。在这种体系下，要做好这方面的市场，或者是最大幸福的满足客户在这方面的真实需求，需要我们的银行，被监管的银行或者是监管者之间要有更多良性的沟通和互动。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因为跟外汇相关的这些金融衍生产品，或多或少比其他的产品要复杂，金融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把金融叫做虚拟，虚拟的要素是什么，要做金融是需要讲合规的，要素里没有规矩，没有规则这个产品就不成立了。我们的银行创新要和合规结合起来，这个规包括自己的规矩，自己要有一套程序，一套行规，市场约束的一些东西，还有监管部门的要求，那是硬性的，怎么样把自己的规矩、行规或者市场约定的东西，然后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结合起来，要不断的创新，这个难度会更大，怎么样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目标应该是最大限度的满足真实的需求，同时又能够控制风险，这方面难度会比较大。

　　李凤雯：当我们看到美国的同时，银行或者是市场的中介机构把场外的衍生产品，希望在清算的同时，现在我们国内外汇衍生产品或者是一些衍生的交易，也有它独特的地方，请问中国在场内、场外的外汇产品方面怎么样来分割？

　　王恩大：中国的外汇交易还是以场外为主，这也是国际上的主流。中国有一个场内的交易所，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它起到了银行间市场的交易和清算结算的作用，作为企业，目前还不能参与到市场中来。在国外，比如说国际上比较著名的外汇期货加以所作芝加哥CME，在二十年前的时候，CME外汇期货的交易合约曾经占了整个全球市场的二分之一的份额。在二十年前，大部分外汇交易是通过交易所来实现的，今天这个比例已经缩小到5%，越来越多的交易是通过场外来进行的，特别是银行间市场是通过场外来实行的。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场内的交易的确有透明，而且合约是规范化的，价格形式机制都是公开的，有这样几个好处，但是场外交易的好处在于它的灵活性，它能够从客户的角度、企业的角度来说，能够结合客户非常具体的需求，比如说我知道，我在今年的9月10日会收到这笔欧元的，在那段时间来结算这笔欧元换成人民币，在场外交易就可以做到非常准确的日子和金额，如果在场内交易，你可能就受限于规定合约的到期日，也许那是9月下旬了。所以，场外交易具有灵活性和为顾客定制的好处，从外汇市场的发展趋势来说，场外市场还会是主流。

　　李凤雯：你觉得场外市场对于中国的风险管理方面有什么好处或者扮演什么角色？

　　骆岚：我完全同意王恩大刚才说的，场外市场的衍生产品最大的好处是灵活性，完全可以针对客户真正的需求，如果场内市场到期日子，假设都是交易所自己定的，如果你的到期日子跟场内交易所的到期日子不一样的话，那么就会有风险了。所以，设计的产品就需要针对客户的需求，同时如果客户要做的成交量比较大，一般场外市场可以做比较大的量，交易所很难做大量的交易，交易所有一个好处，从监管者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资料比较透明的，要去监督银行做了多少笔交易，风险是不是很集中在某一个客户身上或者某一个产品上面，这个问题很容易看出来，这是为什么在国际上有一个说法，虽然是做场内衍生产品的交易，现在国外准备了很多所谓的资料仓库，他们已经从产品开始，然后做股票方面的，预计不久会做外汇方面的，做场外的衍生交易，可是做银行每一笔交易，要把所有的有关资料给知识库，知识库把所有的资料累计下来做不同的分析给监管机构，监管机构比较容易看出，开始有系统性的风险。

　　李凤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问章虹小姐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些案例，选择场内场外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标准？

　　章虹：我们公司的政策就是对于可以进行哪一类型衍生产品，时间多长，都有明确的规定，是哪种交易的方式，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说的期权，我们是允许买一年以内的期权，但是必须在场外交易的，必须是OTC的。

　　李凤雯：现在因为人民币有很多跨境结算业务也慢慢开始了，香港也有一个结算的角色可以扮演，现在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上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时候，在外汇风险管理方面，我们中国到了这样一个分水岭，我们有一个新的协议，不知道它跟“ISDA”两者的关联是不是很大？

　　骆岚：中国去年出版了一个类似“ISDA”的协议，其实跟“ISDA协议”大同小异，大概有80%以上是抑制的，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公司做跨国生意的时候，是用“ISDA协议”，可是在国内是用国内的协议。万一有违约的情况下，希望两个协议的结论是一致的。现在在场外衍生产品交易的制度下，比较重要的是两个交易对手之间几乎天天都要做定价，如果哪一天因为市场波动，我欠你钱，我可能会拨一笔保证金给你，如果明天市场的走势是你欠我钱，你可能拨一笔保证金给我，这种保证金或者所有权转让，在中国也没有办法实行。所以比较难做比较大的交易。

　　李凤雯：在人民币的转换在国际方面越来越有弹性的前提之下，中国现在要推行我们的衍生产品到下一步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条件，或者我们需要在什么环境之下去发展？

　　王恩大：从目前的国际上外贸交易量来说，人民币已经是第三大货币了，如果我们这些出口和进口更多的订单是以人民币来定价的话，其实人民币现在已经是国际上的第三大货币了。人民币以前一些需求主要是针对美元，美国或者是以美元结算的地区是我们主要出口的对象，今天欧元区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地区，像其他的亚洲国家，包括日本，我们跟东盟签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跟他们的出口越来越多，将来人民币对外汇产品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美元，甚至是日元、韩国币，需求都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开发和创新，刚才各位都讲了，遵从真实需求，遵从简单有效的原则，可以说也是变得越来越重要和紧迫了。

杨再平：你刚才提的问题是人民币可兑换的问题，我记得前一两年外汇局有一个统计，差不多十个项目已经可以了，现在剩下我的项目已经不多，应该说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是个目标，人民币要在国际上发挥它应有的结算中心或者外汇交易中心，它应有的份额确实取决于它的完全可兑换，我觉得是一个目标。但是剩下的几项是，确实难度比较大，相应的要取决于我们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包括金融机构本身的成熟性。

　　李凤雯：有没有一些什么希望，希望在中国的市场可以用一些这样的工具？

　　章虹：其实我们海外的一些分公司在人民币可以跨境结算的大背景下，用人民币跟我们国内的公司做交易非常感兴趣，他们也希望用人民币买卖，西方说新加坡公司他拿了人民币怎么办，他没有真正人民币的需求， 而且在海外市场人民币的交易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也是希望人民币真正成为一个跨境交易的货币以后能够有一个平台，能够让海外公司真正用起来，把他们拿到的人民币这一部分真正用起来。

　　李凤雯：在场外文件协议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条件呢？

　　骆岚：我觉得人民币的环境和协议，主要是看外汇局跟人民银行的政策。我住在香港，我私人的立场，我希望人民币赶快跨境了，如果港币一直兑美金，那么我就会慢慢变得很穷了。

　　李凤雯：不知道今天场下的朋友有没有其他问题。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问杨主席，掉期在银行市场一直不太理想，主要原因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将港币改成人民币？

　　杨再平：我在前几次的衍生产品会上说过，中资银行定价的能力还比较弱，所以总是叫做背对背的交易问题没有解决，这方面还是一个着力点。

　　王恩大：我回答一下第二条，港币跟美元的联系汇率已经实行了25年了，在25年中有过风风雨雨，有过强烈要求港币升值和贬值的时候，香港都是顶住了，为什么呢？从总体和长期来说，跟美元的联系汇率还是符合目前香港的基本利益，将来跟人民币挂钩有没有可能呢？有，但是我想要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能人民币要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之后，这一点才可能会实现。

　　李凤雯：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本节互动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我们今天的讨论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