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泓峰：从均衡管理角度看待人民币升值压力

        2007年，胡锦涛主席在澳大利亚APEC会议上就曾提出“均衡、普惠、共赢”的国际合作理念，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指导原则。最近，刚刚结束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各方就争议很大的汇率问题达成共识,承诺避免本币竞争性贬值,即所谓的汇率战。应该说，这一共识对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有一定的缓解。笔者认为，从均衡管理的角度看待人民币升值压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出口依赖到扩大内需

实际上，国际上 “人民币被低估”、“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等论调一直不绝于耳。面对这样的指责，很多时候国民会产生天然的反感。也有评论认为，美国有一些政治力量催促人民币升值是力图把国内经济不景气的责任推卸给中国，也有出于选举利益抛出的舆论烟雾弹。需要承认，凡此种种，引起我们的不满是自然的，面对这种不合乎事实的判断，国人的愤慨也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

不过，在笔者看来，对待人民币升值问题，应该从均衡的视角出发。毫无疑问，人民币快速升值对于中国经济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同时，一味强调人民币绝对不可以升值，恐怕也是不现实的、不理智的想法。综合国际国内形势，人民币适度升值是更好的选择。

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力量在于出口，一旦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外向型企业成本增加，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不再，这自然会拖累中国经济。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笔者经常出国，每次出国都要叮嘱同事，买东西时要注意不要买到中国制造的产品，但还是有朋友买到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字样的产品。这从一个侧面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商品在世界大为流行的现实。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升值后造成的出口竞争力减弱引发的担忧有一定道理，但是，同样要看到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的重大课题。

从区域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典型，而这两个区域几乎都是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着比较价格的优势，中国制造成为行销世界的品牌，在这两个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劳动力低成本使得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但也最易触动贸易摩擦敏感的神经，国际上除了设置技术（绿色）壁垒、实施反倾销手段来限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外，目前又一道无形的外贸壁垒——SA8000标准正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SA8000标准是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标准，规定企业或组织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必须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内容包括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健康安全、差别待遇、工作时间和劳动报酬等。尽管该标准的宗旨不错，但它却极易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工具。据悉，我国出口到欧美国家的服装、玩具、鞋类、家具、日用五金等产品均受到SA8000的约束。

另外，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屡次遭受反倾销，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次数最多的国家，为此我国也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有统计显示，欧盟对华皮鞋反倾销的冲击，以劳动密集型企业集中的广东地区首当其冲。在近4年欧盟对华皮鞋实施反倾销措施以来，部分欧盟采购商转变采购政策，将订单从中国地区转移至印尼、柬埔寨、越南等地，广东省部分工厂甚至一双不留。

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出口、投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也需要有均衡管理的视野。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发布的公告提出，要“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这是面对我国长期以来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当前面临问题做出的及时调整。显然，长期依赖出口的策略已经得到了调整，消费居于更突出的地位。其中，扩大内需更成为重中之重。

人民币升值固然会增加外向型企业的成本，但是从国家调整经济结构的大背景出发，还是为这些企业提供了一些可资利用的机遇。成本的增加让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加快进行技术改造，从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模式转变。显然，这符合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方向。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也为这些传统企业引进先进技术乃至国际管理人员增加了优势，也相应地降低了成本。

均衡处理GDP与GNP的关系

笔者在《均衡管理》一书中曾提出，长期以来我们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时，往往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选择了非均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就业、职工权益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发展作为代价的，或者说是让这些公共领域的发展为经济让路。尽管政府从来没有公开说这些领域不重要，但是从财政资源的分配结构来看，至少这些领域不是关注的重点，这样日积月累便造成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严重脱节，并且加剧了地区差异和贫富分化，甚至危及政治秩序。

市场乃至全社会对规划中GDP增速目标的关注，恐怕更多源自数十年延续下来的惯性思维——“唯GDP论”：前些年，GDP这根指挥棒往往成为考核政府政绩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指标。

GDP和GNP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用来考核其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和国际地位的通用指标。他们之间既有明显区别，又产生着关联成分。其区别主要在于GDP强调的是国家常住机构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是“生产”的概念，强调的制造地；GNP则是强调的获得的原始收入，是“收入”制造人的概念，追求的是本国企业、本国人的制造，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

GN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GNP是按国民原则核算的，只要是本国（或地区）居民，无论是否在本国境内（或地区内）居住，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新创造的增加值都应该计算在内。比方说，我国的居民通过劳务输出在境外所获得的收入就应该计算在GNP中。

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全部最终成果。GDP是按国土原则核算的生产经营的最终成果。比方说，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创造的增加值就应该计算在GDP中。

GNP与GDP的关系是：GNP等于GDP加上本国投在国外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再减去外国投在本国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以2001年为例，当年我国GDP为95933亿元，GNP为94346亿元，两者差额为1587亿元，也就是说2001年，外商来华投资和来华打工新增加的价值之和比中国人在国外投资和劳务输出新增的价值之和多1587亿元。

鉴于民族情怀、发展战略等多种原因，我们国家及地区基本上都自然或人为忽视GNP这个概念，这个是可理解的。同为发展中国家的越南在GDP中投资的比例已经从45%下降到39%，已经开始注重民族产业了。相信我们国家及区域最高决策者也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系统地考虑，就象现在国家解决环保问题一样，采取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

今年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蒋正华在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上表示，中国人在国外影响越来越大，GDP已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的国力，还应核算GNP全面反映中国国民在海外创造的价值。

笔者在前文已经提到，人民币升值可以让国内企业在“请进来”的时候，为新技术和高级管理者的引入带来较低的成本。同时，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也可以从人民币升值中获得相应的好处，从而使得GNP的数值更大。

人民币适度升值后，可以让国内企业在外投资的时候，用比原来更少的投入去扩大生产规模，追加投资，招募更多的人才等等，显然，这利于国内企业更好地在国际市场上打拼。要知道，这些企业获取的收入，会实实在在地纳入GNP的统计数据中来，也有利于扭转“唯GDP论”带来的诸多不利因素。

塑造承担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诚然，一些国家逼迫人民币升值尤其政治意图。站在中国的立场而言，我们坚决反对把人民币升值政治化，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看到，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塑造起负责任大国的政治形象，主动从政治角度思考经济问题，这也是均衡管理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法。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前一段时间，外媒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闻”，这种报道自然遭到了我们的反驳。但是，也应该看到，凭借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从GDP的角度上说，中国至少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欧盟和日本之后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刚刚闭幕的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达成“历史性协议”，确认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投票权。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拥有份额将从现在不足4%升至6.19%，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升至第三位。

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这种现实我们需要让全世界知道。同时，站在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盟经济复苏无力、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全世界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主导力量，让我们自豪和骄傲的同时，也提示我们该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

作为一支和平崛起的政治力量，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不言而喻。如果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在别人不经意间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再想低调也很难了。一味低调可能被视为不愿意承担责任，躲在角落里被别人一再提及，远不如主动出击来得好。

另外，正如一位欧洲著名企业在华的高级管理者所言，在历史上，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离不开中国，中国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离不开世界。在全球一体化已经不可逆转的环境中，中国及时向世界其他各国伸出援助之手不仅仅塑造国际形象的有力之举，也要清醒地看到，如果国际经济普遍低迷，中国要想一直独善其身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今,中国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变化极其敏感,2008年的金融危机本来发生在美国,但是中国却感受到其巨大负面影响,异常积极地采取了经济刺激措施。中国虽然成功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班列车,但正是全球化带来的即时好处,让中国忽略了更加具有长远意义的国内市场的开发,以及提升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源的紧迫性。而且,巨额出口所累积起来的财富大量被集中在政府手中,民间生活水平的改善程度远远滞后于国家财富的积累速度,内需的长期羸弱,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

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已经高达60%以上,GDP的创造高度取决于国际市场,其中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度就已经超过10%。中国对美国更加重要的依赖关系发生在货币领域。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长期“追随美元”,对外贸易80%以上的份额是使用美元结算、外汇储备70%以上使用美元资产。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必须高度依赖于美元的稳定,而美国则可以操纵美元币值轻易“洗掠”中国财富。

 
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承认自己的实力已经壮大，但更强调自身以及其他经济实体的国际责任，也是一种很好的战略选择。汇率战不可取，这已经成为各重要经济体的共识。因此，站在世界均衡发展的角度，呼吁各方采取理智和克制的态度对待国际经济争端，成为不二之选。

当然，中国必须让世界明白，人民币升值与否归根结底是中国自主的抉择，中国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外在压力，而是会根据国际国内情况采取相应的灵活处理办法。就目前形势而言，中国采取人民币适度升值的做法顺应各种国际力量要求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人民币必须长期保值升值，中国的发展道路也证明，要发展必须立足自身，只有这样我们的发展和进步得以维系的基础才是牢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