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两周年祭 人民币需敢于担当

　　为了不重蹈覆辙，防止金融危机再度发生对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造成重大损失，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努力推动解决现存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

　　为此，首先要设法改变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独大、欧元占一定比重、其他货币无足轻重的格局，努力的方向是：世界上至少应有三种以上的主要货币，并逐步实现货币的多元化。这当中，人民币要敢于担当，可以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对此，我认为至少需要做好几件事：

　　其一，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尤其要废除“结售汇制”。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在我国外汇管制已形同虚设，维持十多年的“结售汇制”更是将汇率风险全部集中于国家，并与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直接挂钩。这种局面长期维持，必将使我国十分被动和危险。此外，我国已从过去的外汇紧缺状况过渡到现在的外汇超额富裕，因此，十六年前在外汇紧缺状况下旨在改善外汇储备状况而确定实行的“结售汇制”，显然早已过时，的确到了迫切需要改革的时候。

　　其二，管理好货币的跨境流动问题。我们要认识到：根据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来看，若仅从贸易结算的功能分析，人民币升值已无多大空间。即：若美元指数维持在85时，人民币兑美元大约应在1:6.8的水平上下浮动。近两年来，人民币之所以常常形成较大的升值压力，主要是由跨境货币流动造成的。因此，中国如何有效管理货币的跨境流动，包括合理地引导货币流动的预期等，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任务。只有管理好货币的跨境流动，才能有效解决人民币的稳定问题。

　　其三，推行人民币自由化。利用我国第一出口大国的地位，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尝试贯彻一个原则：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之间，其贸易结算可由两国认同的其中一国货币进行，以减少美元或欧元的流通使用程度，从而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进程。而这样做的结果，有可能在削弱美元或欧元在全球流通使用的同时，还可起到压缩全球外汇储备总额并进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效果，从而延缓或避免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资产泡沫现象。

　　其次，无论是一国或全球，均不能积累太多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增加过快和过多，实际上就意味着一国或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和流动性过剩，终究贻害无穷。对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就其现象进行一些深入思考，就不难想象出其中的弊端。比如，一个时期全球外汇储备为何猛增或储备过多呢？这些外汇储备究竟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呢？显然，全球外汇储备的过多增加，就意味着承担储备货币的美元等发行过多；而储备货币的过多过滥发行，自然会产生全球性的资产泡沫现象，日趋严重的结局就是金融危机的发生。此外，美元的过多发行并以美国负债的形式回流美国由其进行二次使用，极易造成货币泛滥并致使美元大幅贬值，从而给积累和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各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因此，中国要清醒地认识到：有效管理好外汇储备，就应当适可而止，绝对不是越多越好。

　　最后，任何国家实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会受到通货膨胀这一底线的现实限制。因此，美国在操纵美元为其谋取利益时，在短期内并不可恣意妄为，定会受到通胀率等种种因素的制约。问题出在长期：随着时间的无限延续，美国实际上存在巨大的操作空间，这主要就体现为美元的持续贬值。据有人测算，今天100美元的购买力只相当于1950年的1美元，这与其他任何一种信用发行货币并无二致。可能正是基于这种美元长期贬值的总趋势，格林斯潘才发挥其超级想象力，狡黠地告诉国会议员们：实际上美国无需偿债。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在60多年前大概也是看到这种信用发行货币的管理难题，才提出货币发行的所谓“单一规则”建议，即：中央银行无需分析和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每年均按一定的固定比例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可确定为一个必须遵守的规则。而根据当时美国经济及货币供应量情况，他给出的增加率为年均不超过3%。此建议虽然在世界上并无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愿意采纳实行，但却反映了这位货币主义大师在信用货币发行问题上的深深忧虑。因此，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自觉不自觉地常常回想起他的这个建议。

　　我认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前些年发达国家长期实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直接相关。痛定思痛，看起来中央银行在制定各自的货币政策时，不能仅着眼于本国的利益，而需要进行广泛的国际协调；更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罔顾长期的货币稳定。我的建议是：全球的中央银行也可学习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做出的努力，并以其为榜样，制定若干条共同遵守的原则，避免实行过于偏颇的货币政策，以防止国际间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如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均不可实行1%以下的利率政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