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汇率问题的中国国家观

     如前所述，中美汇率和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汇率一样，只是双边贸易后反映在货币市场上的币值比兑率。中美汇率成为“问题”，主要来源于美国人站在自己国家的单边利益——美国人的国家观——角度来思考问题。在贸易市场上，美国放开制成品市场、限制高新技术关联市场、刁难资源及资本品贸易市场（并购）、禁止军工关联产品市场的做法，焉能不出现产品市场结构失衡后的货币市场后果——汇率问题呢？中美汇率问题绝大部分根源于美国人的狭隘汇率国家观。

     面对美国人在汇率问题上的思辨和诡辩，中国人的汇率国家观也有中国视角——汇率中国国家观的局限性。在和美国关于中美汇率问题的论战中，有必要加以改进，而且还非常迫切。我们试图梳理中国最活跃经济社会力量的观点加以点评，并试图给出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

 
     中国学界关于中美汇率问题的主流观点与美国主流观点要求人民币升值和尽快大幅升值不同，中国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由于多年对美贸易顺差，反映在货币领域，美国经济体相对于人民币的需求累积递减压力，中国经济体相对于美元需求累积递增压力。人民币对美元在贸易动态过程中存在升值空间。但是，升值与否、怎样升值却与美国主流观点大相径庭。

     郭田勇认为，人民币相对美元存在升值空间，但一次性大幅度升值不是消除贸易失衡的“灵丹妙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收支状况，而且快速升值不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有可能会对刚刚回暖的对外贸易造成损害，因此汇率渐进式升值才是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李稻葵指出，人民币汇率调整应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可控性，并由市场机制决定，人民币可以参照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以每年3%—5%的升值幅度升值。早些时候，在中美汇率问题尚未达到今天的热度之前，张礼卿也认为人民币应该小幅度多次升值。

     张斌认为，小幅渐进式的多次升值会吸引投资资本流入以及增加出口商长期合同的不确定性，让人民币兑美元一次性升值 10%比较合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让汇率每年保持3%上下浮动。他认为要想准确界定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非常困难，而 10%的一次性升值幅度一方面考虑了让人民币汇率向合理均衡汇率水平靠近，解决贸易顺差中的不合理成分，另一方面是考虑了我国经济的承受能力。一次性较大幅度的升值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打消投机资本炒作。周其仁认为，加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于应对流动性泛滥的局面很有必要。人民银行为了汇率的稳定，用基础货币购买外汇，带来相应的市场、物价、调控、管制等一系列事情的发生，造成失衡。在操作意义上，人民币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可以防止预期造成的损失。

     丁志杰设计了一个具体的“去美元化”的机制。“去美元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快速调整阶段，重新构造一个只包括美元和欧元的货币篮子，篮子货币的权重按照贸易重要性的原则来确定，然后单向参考该货币篮子以实现汇率较快的调整；第二阶段为相对稳定阶段，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以打消来自市场的升值预期；第三阶段扩充货币篮子的币种，实行双向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篮子货币的发行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应占到中国贸易总额的 75%以上）。该方案可以有效摆脱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的依赖，增加与欧元的联动。

     余永定认为，应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进行特别提款权改革，让特别提款权和美元脱钩。每年新增3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纸黄金在主权金融机构间借贷，但不允许在商业机构间交易。这实际上是一个让美元不仅与人民币，而且与所有货币在汇率问题上脱钩的观点，显然比丁志杰的观点更进一步。事实上，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某种程度上也支持余永定的观点。

     曹和平认为，解决中美汇率问题的最终办法不能只在技术制度上与美元脱钩，局部解决办法不能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缺失下造成的中美汇率问题。他认为，20世纪世界货币体系的三大缺陷造就了一个有效国际货币体系制度的缺失，使得国别货币美元充当一般世界货币时存在道德风险。当美国利益和世界其余经济发生冲突时，不是以世界利益而是以国别利益优先。在解决双边贸易失衡带来的汇率失衡时，美国不在核心货币问题上找根源而在外围货币上找根源。这是本末倒置。

     中国政府、职能部门及关联研究机构观点与美国主流观点形成镜像对照，中国政府、职能部门和关联研究机构的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存在低估问题，汇兑位置在均衡点附近，说中国操纵汇率谋求收益是错误的。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9月和10月的不同场合发表讲话认为人民币币值没有低估，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让我们看一组数据，去年我们统计了37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情况，其中有16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是增长的。就是欧盟地区，出口总体下降20.3%，但是对中国的出口只下降5.3%.”

     吴晓灵认为人民币汇率没有低估。她认为一个国家的汇率水平短期内受供求关系影响，长期同价格体系有关系，当前人民币汇率之所以让人觉得低估，实际上是因为中国很多资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没有达到国际水平。如果这些价格能达到国际水平，人民币未必就是低估。而成思危也持有类似观点。他指出，以购买力来衡量汇率标准并不合理，根据两类购买力平价理论，人民币没有被低估。巴曙松认为，考虑到中国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资源价格的上涨等，人民币即便有低估，也是非常轻微的。从汇率交易的情况来观察，目前的汇率水平比较接近均衡汇率水平。

     周小川表示，中国需要一个基于市场的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渐进的，会根据国际收支状况来决定汇改的速度。从中国国民经济的平衡要求来看，中国要根据自身的生产力进一步协调来逐步改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形成机制。面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刘明康表示，美国极低的利率水准加剧了海外资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并危及全球经济复苏。显然，中国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研究机构的观点更多的关注短期问题。虽然周小川有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的改革观点，但系统性地站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高度讨论中美汇率问题的症结所在，还没有在整体的意义上进入中国政府部门的视野，至少和法国比起来是这样。

     遗憾的是，比较中美汇率国家观上的差别，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我国行业协会关于汇率问题的观点没有正常的收集渠道，虽然他们有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形成国际博弈中可资依赖的企业家群观点资源。这是中美汇率问题中国国家观上的一个重要来源缺失。中美汇率问题的博弈需要行业协会企业的意愿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充分表达。

     中国中美汇率问题国家观的正当性及在方法论视野上的可改进途径总结起来，中美汇率问题中国观另外一个特点是，学界承认存在汇率低估问题，政府主导观点基本上不承认存在汇率低估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又答应将会根据自身经济问题，择时择机处理汇率问题。显然，中国政学两界还没有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将自己的力量整合起来与美国在国家层面上博弈国家利益的得失。

     中国政学两界的观点虽然整合力度不够，但相对于美国汇率国家观的绝对狭隘性来说，其捍卫自己经济发展的正当性是值得肯定的。至少在我们前述文章中叙述的萨米尔森观点的意义上是这样。中国中美汇率问题国家观的正当性有下面几点。第一，中国政学两界关于汇率估值问题上的倾向性差异——学界多认为存在低估，政界多认为不存在低估——表明，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问题的观点是荒谬的。如果操纵的话，为什么学界和政界的观点不统一起来。对照起来，美国政学商等部门领军人物众口铄金式的统一口径认为人民币低估的“合谋性”嫌疑却很高。第二，中国应该在保护自己增长、就业和社会稳定的意义上按照一线实际来改进汇率机制形成过程。相对而言，在不顾及对方利益条件下的零和博弈要求，怎么能服人呢？第三，中国的汇率观点把汇率定义在经济和制度改进领域，美国立法部门不断声称中国存在汇率操纵的杂音，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和美国将贸易的限制敏感技术给中国出口一样，冷战思维的过时性暴露无遗。

     但是，中国国家的汇率观毕竟是中国一方的视角下的观点。和美国一样，在方法论上，中国人没有超越中美国家利益，站在全球整体利益上来思考中美汇率问题。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贸易市场的失灵（长期失衡），反映了全球管理的失灵。在 1940年代全球制度设计的四引擎——联合国、贸易组织、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制度建立后，这四个世界经济合作的引擎基本上没有新的改进。今天的中美两国经济中最活跃的力量应该联合起来问一问，这种70年前的制度还合适吗？超越中美利益站在全球范围来考虑中美汇率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