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必须“走出去”

　　高歌猛进20年后，上海又迎来一个全新的开始在十年内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一难得的机遇毫无疑问给了上海更大的发展舞台，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和困难。10日下午，由《新闻晚报》参与协办的“2010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举办上海论坛，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与在场百余财经人士共同研讨“上海如何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评级巨头齐倒戈 美国减税红包遭遇降级尴尬(图) 个税改革酝酿明年提速

 　　人民币必须“走出去”

　　“上海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是要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经济地位相适应。 ”时长两个多小时的论坛中，“让人民币走出去”的呼声一再响起。而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在本土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便不可或缺。

　　时至今日，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还在不断壮大。 “这么大的经济体，人民币却不能自由兑换、自由活动，中国的老百姓不能拿着人民币换成外汇？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先生在会上的质疑得到了在场嘉宾的一致同意。

　　对此，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指出，人民币要走向国际，但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金融市场来支撑，它是无论如何变不成国际货币的。如果人民币能走出去，中国的市场体系足够的健全和发达，将来在全球的金融体系里面就有中国的话语权，这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起到的一大作用。

　　到2020年要把上海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这十年时间被称为“又长又短”的十年。屠光绍介绍，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是很短的十年，必须只争朝夕；然而这又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和规划，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

　　转型中的GDP之痛

　　回溯上世纪80年代，全国很多家庭都以拥有上海制造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为荣，那时的上海是国内当之无愧的制造业中心。然而，这些“上海制造”却在80年代的那轮结构调整中纷纷殒没。如今，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制造业不得不再度让道服务业，对于上海来说将是一次更深刻的“切肤之痛”。

　　联想控股高级副总裁、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先生在会上提出，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业的比重应达到80%以上，其中金融、软物流等高端服务业也应该占有相当的比例。但现状来看，上海制造业依然占到了经济结构比重的40%。

　　转型势在必行，但是在上海的制造业转移过程当中，GDP的增幅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去年上海的GDP增幅创下新低。赵令欢却认为这未必坏事，上海本身的体量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台阶，在高台阶上定战略的时候，结构调整可能比保持高速增长更为重要。

　　屠光绍副市长也表示，最近这几年上海GDP增速开始放缓，不能说没有一点震动，但是在震动之余，更多的考虑是不光要看GDP的数据，还看GDP里面包含着什么内容。没有GDP是不能的，但是只看GDP也是万万不能的。 “转型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不转型会有更大的痛苦。 ”

　　上海争一 求同存异

　　据称，近日有一个机构发布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排在纽约和伦敦之后位列全球第三。身为上海副市长的屠光绍获悉后没有一丝振奋，只说了八个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在当天的论坛上，他解释道，上海未来的目标是成为全球第一号的金融中心，但仅从现在来看，第三位的排名上海尚不能达到，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排名可能只是外界在表达对上海的期望，或者是某些单项的排名。

　　对于上海的未来之路，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表示，上海乃至中国的发展应该利用当前金融危机后危机时代提供的机会，迎头赶上，将别人的“危”转化为自己的“机”。

　　相比和世界上其他金融中心城市的竞争，上海和香港的“内斗”更成为现场讨论的热点。龚方雄认为，以中国的经济体量，有多个金融中心并不为过，上海的定位本非取代香港。两者相比，香港是一个所谓的离岸市场，可以更多的担当桥梁的角色，上海离实体经济更近一些，上海离实体经济近，更多的可以担当中介的角色。

　　而在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看来，上海和香港不是一个相互竞争、互相斗法的情况，两个城市社会制度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有机结合起来，两者都会更强。

　　人才纾困 政策突围

　　得天独厚的上海还缺什么？谈到这个问题，现场几乎每一位嘉宾都提到一个词“人才”。求贤若渴，据了解，金融危机后上海的人才机构还远赴华尔街进行“人才抄底”。不过，在场嘉宾多表示，最好的招揽人才方式是把本地的政策环境和服务环境市场做好，现在信息发达，世界是“平”的，人才自然会被吸引而来。

　　来自香港的龚方雄认为，香港一个很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对人才的吸引力，金融人才个税很低，仅收15%的收入税，在中国内地这一数字为45%，这也是很多人坚持以香港为“根据地”的原因。 2009年的央视年度经济人物、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也强调说，制定政策，特别是吸引人才的政策对上海发展国际金融中心至关重要。

　　屠光绍副市长表示，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始终强调人才，金融中心最大的优势应当是人才的优势。他还进一步提出 “从物质优势向人才优势转换”，投入建设各种基础设施的同时，也要偏重人力资源。此外，他还提出“政策优势向制度优势转换”，政策虽然暂时有利，但是制度化以后才能产生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