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交锋，一场怎样的利益博弈？

　　“汇率”，这个国际交往间的常用词汇，从未像今天这样被高度关注，频繁提及。如今在中国，上至国家元首，下至黎民百性，人人讲汇率，时时谈汇率。

　　然而，汇率到底关系哪些大局，人民币升值好还是不升值好，却是个问题。

　　所有国家都难独善其身2010 年11 月0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公开指出美国在变相操纵汇率。这一声明是针对之前美联储宣布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方案而来。

　　此前，关于汇率——尤其是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中美两国已经无数次“枪来剑往”。美国以人民币低估造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为由，不断向中国发难：

　　美国财长盖特纳于9 月15 日的国会听证会表示，美国将在11 月的G20 峰会，与其它国家连手向中国施压，让人民币加速升值。

　　美国时间9 月24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甚至投票通过了一项特别关税法案提议。该法案在标准制订上矛头直指中国，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这是美国单方面将人民币汇率问题立法化走出的关键一步，而不再停留在此前的口水战上。

　　人民币汇率成为中美摩擦的焦点，更为复杂的是，这是一场混战，并非只关中美，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

　　自从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不佳的经济现状，令投资者不再青睐这些地区的资产，转而将资金投入包括亚洲在内的高收益市场。因此，无论是在依赖出口的泰国和日本，还是增长迅猛的巴西和印尼等，政府都开始行动起来抑制本币升值。以免过多热钱流过本国，造成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威胁经济安全。

　　日本由于第一个启动干预政策，被美国政客们指责为具有掠夺性；欧洲人也认为这会让各国争相降低币值。然而，佛罗伦萨欧洲大学詹姆斯教授指出，事实上，美国本身的货币政策也一样是在干预市场，这种政策没有推动多少国内需求，却促使该国资本到处寻找收益率，成为令别国痛恨的“资本流入”。而美国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无疑会加剧流入高收益市场的态势，从而也令各国抑制本币的努力大打折扣。

　　中国执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管理是前提，浮动是管理的结果。因此，人民币升值与否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人民币不会快速升值”， 周小川强调。温总理亦指出，如果人民币汇率不稳定，企业就会不稳定，就业就会不稳定，社会就会不稳定，如果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问题，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对世界绝不是好事。”他说。威胁和制裁不是处理现代国际关系的最有效途径，在处理大国关系时尤其不适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一个国际会议上表示，其他国家政府不应把人民币问题当作掩盖本国经济问题的替罪羊。并且呼吁主要经济体通过通力合作避免爆发可能危害经济复苏的全球货币战，人民币为什么一定要升值“允许汇率上升以反映经济基本力量”。美国财政部长此话倒是就事论事。人民币升值并不只是美国的愿望，并不只符合美国的利益，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升值也有其不得不升的原因。而反映经济基本力量，即是其中核心因素。

　　人民币汇率就是人民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缺少制造技术，汽车、电脑、飞机及各种机械装备皆需进口，一方面，我们迫切需要大量美元，在美国乃至世界市场上购买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另一方面，外方拿到了大把的人民币，中国市场上却没有什么他们需要的东西可采购。于是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价值不高。

　　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除了大飞机之外，不仅能自己制造电脑、汽车和各类机械装备，而且能够利用这些装备、技术和中国劳动力的优势，生产出更多轻工产品。这样，我们不再需要更多去美国购买工业产品，对美元的需求下降；而外国人拿到人民币后却可以在中国买到价廉物美的轻工产品，因而对人民币的需求上升。这一降一升，意味着人民币理所当然地越来越值钱。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是势所必然。就像美国财长说的那样：“以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力量”。

　　除了从上述经济学基本理论角论上讲，人民币应该升值外，中国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需求也要求人民币升值。

　　以出口创汇为导向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合我国的经济发展。要从货币大国和生产大国，逐渐转变为消费大国，从外向型社会走向内需型社会——人民币的升值恰恰可以达到抑制出口、扩大内需的作用。

　　正如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够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只能在原来的轨道上逐渐的降低出口的依赖性。把人民币升值变成经济转型的杠杆，主动用这个杠杆来推动经济模式的转变。”

　　中国从70 年代开始到90 年代，迅速形成了世界工厂模式，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体现为经济学的理论就是“中美国人”。“中美国人”

　　特征是，美国人消费，中国人生产；美国人举债，中国人储蓄；美国人当债务人，中国人当债权人；美国人印纸，中国人干活。而这竟成为世界经济平衡的基础。

　　这种平衡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实际持有的“纸面财富”急剧增长，过度的外贸盈余变成风险。

　　更重要的是，外汇储备上去了，但是实际消费却没有上去，所以出现了畸形发展的模式——按GDP 来算中国是国际第二，按消费水平来衡量却不到日本一半，不到美国的20%。成为了“货币大国”、“生产强国”却是“消费弱国”。

　　而人民币升值，则可以将外汇储备和经济发展模式联系在一起。消灭旧体制，形成新的体制，完成从“两外”到“两内”的转变。“两外”即“原料产地在外，市场市场在外”，“两内”即“销售市场从国外向本土转移”，“生产基地由沿海向内陆转移”。

　　金岩石指出，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不能太快，但是必须升值，升值太快则经济不能承受，要和经济转变的步伐平衡一致，将会对经济转变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对于人民币升值的的幅度和目标，金岩石预计，未来3-5 年将会保持每年5% 的速度升值，直到人民币兑美元跌破1 ：5 时停止。

　　人民币升值的纠结在今年10 月份召开的IMF 年会上，周小川曾用中医“见效慢却稳健有效”的特点解释过中国的汇率政策，以回应西方国家认为人民币升值过慢。

　　周小川后来进一步补充了他的宏观调控“中医理论”。“当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到7.2 时，中国的中小企业就死去了一半，不用升值到美国政府预期的下限，即使人民币对美元只升到6.5，中国的国企也会遭遇到巨大的威胁。

　　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进行了较大的汇率政策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从6.82 ：1 快速上升到6.69 ：1。从绝对值上看，升值了0.13 元；而从相对比率看，升值了1.95%。

　　不要小看这0.13 元，如果从目前中国外汇储备高达2.45 万亿美金的角度进行测算，这0.13 元、1.95% 的升值，给中国带来的汇率损失高达480亿美金。480 亿美金是什么概念呢？按照一架416座的波音747 飞机价值2.2 亿美金计算，这480亿美金可以买218 架波音747 飞机。

　　而从中国出口的实际情况看，平均出口6 亿件衬衫的创汇才够买一架波音747 飞机，相当于我们要缝制1300 亿件衬衫才能换来购买这218 架波音747 飞机的480 亿美金。而1300 亿件衬衫相当于我们给3 亿美国人平均每人白白赠送436 件衬衫。而这一切又以中国工人低廉的工资、社会环境的污染、企业高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为代价，中国人在产业链的低端给全世界当加工场，给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打工，一分钱一毛钱挣得的血汗钱，就这样在国际金融主导下的产业分工中，白白送给了美国人。

　　“通过预设某国货币升值，加速热钱涌入炒作这种货币快速升值，其后再在热钱撤退过程中造成这种货币极度过剩，最终迫使这种货币严重贬值、丧失信誉”。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指出这是美国政府的长期战略目标。

　　而这一战略也似乎正在顺利推进：中国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 月末，中国外汇占款余额达21.04 万亿元人民币，仅8 月新增占款就比7 月增长42%。

　　按照谭雅玲给出的路线图估算，如果外汇占款中仅一半是作为“热钱”进入中国，那么人民币如果对美元升值40%，热钱在流出过程中只需要实际支付约13 万亿元人民币就可以将此笔外汇占款全部撤出。而中国国内却被迫要消化掉这一出一进剩下的约8 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不能承担的通胀压力。而这还不包括热钱在进入中国市场后炒作获利对中国通胀的推升。

　　显然，人民币升值和汇率调整问题绝不是个小问题。它背后所包含的世界财富的重新分配已经跳出了简单经济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事战争的目的就是对世界财富和资源进行掠夺式分配，可今天看来掠夺财富的手段却不一定都是军事战争。以一个月来人民币升值0.13 元为例，当今的世界，还没有一场军事战争能够让你在不知不觉的瞬间就被人拿走了3100 亿的财富。除非我们把今天世界经济财富和资源主导权的金融争夺叫做货币战争。

　　不可以邻为壑，还是重回合作日益升级的汇率摩擦引发全球对金融秩序和货币体系的担忧。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多国干预外汇市场反映出全球货币体系的紧张性，全球各国领袖必须采取行动，缓和当前外汇市场的紧张情势，避免重蹈1930 年大萧条错误的覆辙。

　　 事实上，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机构和媒体开始倾向中国。他们认为，人民币并非此轮货币摩擦的主角，而是全球汇率波动的受害者和美国转嫁经济复苏乏力的替罪羊。

　　“如果一些国家试图利用汇率工具解决国内问题，这很冒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说。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把增长的负担转移到外国消费者身上，都比刺激国内需求更容易。”英国《金融时报》称。在其另一篇评论里，作者表示，外汇“构造板块”已发生了移动；有关汇率“战争”的警告不再是杞人忧天。一场世界大战才促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那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国际汇率大协作——其退出历史舞台也是渐进式的。而现在，就连复制1985 年那份权威性欠佳的《广场协议》，看上去都是一个难以实现的奢望，即使博弈理论家或经济历史学家能够证明，合作会带来繁荣，而汇率竞争只会形成贸易壁垒，最终导致两败俱伤。

　　面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中的不确定性，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复苏动力衰退、金融稳定倒退、失业率居于高位、世界经济各自为政的不利局面。在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增大的情况下，加强全球协调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认为，尽管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当前“全球各国的协调合作比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显得更为关键”。该组织总裁卡恩则警告，若各国仅为本国利益着想，世界经济将受到不利影响。

　　针对国际上对弱势美元的批评和担忧声渐起，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市场室主任曹红辉强调，不能用汇率作为武器为贸易保护提供手段和支持，也不能通过汇率谋取经济利益、影响资本流向。在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阶段，强化美元的责任，稳定各国货币汇率水平，才会有利于经济的复苏。

　　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谈到目前世界经济形势时所言：“如果说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国际合作，而不是背离这个准则，那么就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