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攻守重点何异？

　　美联储前副主席、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唐纳德 科恩认为，在全球复苏过程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亟待经济转型：美国需要增加居民储蓄，增加投资和出口；中国则需要从出口转向内需。这一背景下，盈余国家必须直面热钱问题，而逆差国则需防备贸易保护的压力。

　　科恩指出，2009年下半年至今，各国决策者逐渐把注意力从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动荡转向全球失衡、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和盈余问题上。而这一系列的失衡，被视为经济复苏以及恢复充分就业的最大挑战。

　　发达经济体背负着沉重的资产负债表，蹒跚而行。全球经济复苏，需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大力推动。尽管21世纪前10年，全球经济失衡有所缓解，但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教训表明，银行业危机完全可能在那些拥有庞大，贸易盈余的国家爆发。

　　事实上，正是失衡推动了美国和其他工业经济体爆发了金融危机。而美国与欧洲在规范和监管存在的差距，也变相鼓励了高杠杆和高流动性。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顺差，更是造成发达经济体低利率和高资产价格的幕后推手。

　　科恩表示，全球经济复苏既不能指望美国消费者，也不能依靠工业化国家的政府需求，这一点市场已有广泛认同。金融和经济稳定，需要美国国内家庭部门和政府的储蓄率比数年前有“质的提升”，并应通过增加投资和净出口恢复均衡。

　　另一方面，其他经济体也不能依靠向美国或其他工业国家出口而恢复活力并增加就业。在科恩看来，“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那些贸易盈余巨大的国家，必须增加消费，特别是那些拥有巨大顺差同时人为限制汇率和资本流动的国家，更应如此。

　　科恩表示，转变储蓄和消费模式是再平衡的关键。对美国等受巨额赤字困扰的国家，决策层应鼓励国内私人和公共储蓄。而那些拥有巨大顺差的国家，需要同时刺激支出，通过贸易流动形成稳固的增长模式。

　　更灵活的汇率将有助于解决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失衡。这是因为，后者在收紧货币政策方面，显然较前者有更大的空间，而且投资者面临的双向的汇率风险显然也更校中国增加汇率弹性是“贸易格局顺利过渡的关键因素”。

　　而对存有贸易赤字的国家而言，必须设法抵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科恩称，美元下跌加上美国利率下降和资产价格上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必须让美国经济能在价格长期稳定的同时，实现更强劲及可持续的复苏。而对那些有着巨额贸易盈余的国家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资本流动的冲击下，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