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转型与经济转型应齐头并进
展望2011年，全球金融监管如何重构？中国启示何在？人民币未来如何？中国楼市泡沫几何？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上海专访了波士顿学院金融系终身教授、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教授钱军教授，他同时担任沃顿商学院金融机构研究中心研究员，2008年起任中国国际金融会议大会联席主席。
资产价格应该纳入经济监管
《中国经营报》：金融危机之后，业界、学界甚至财经媒体，都在反思为何未能预见到危机的到来，你认为根本性原因何在？
钱军：金融危机后对学术界最大的冲击首先是认识到对银行金融机构、次贷产品、银行中介机构的研究不够，第二是对资产定价、泡沫的研究也欠缺，应该引入一些行为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比如现在有很好的证据证明小投资者、大投资者对风险的认识是不一致的，不同的情绪所做的决定也是不一致的，而且泡沫产生往往不只是头脑发热，而是与资产配置、委托代理等问题有关。
《中国经营报》：那么，你觉得这对中国有什么具体的指导意义呢？
钱军：最大的问题还是在监管，监管不能仅仅盯住单一指标。例如在美国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是CPI，也就说过多地专注消费价格特别是实际商品的通货膨胀。但目前，金融资产的比例越来越大，如果金融监管只关注体现商品价格变动的CPI而忽略了资产价格，很可能忽略了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在互联网泡沫后，美联储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引发很多问题，当时美联储认为最重要的指标是CPI，但金融危机以后，CPI却根本不会上涨。现在对于中国来说，虽然资产价格很难监管，但是至少应该放到议事日程上，中央银行在监管经济的时候不能只看CPI，还要看资产价格。
内幕、关联交易如何事先防范
《中国经营报》：说到监管，事实上在中国资本市场确实同时存在监管过度与监管无效并存的现象，比如现在创业板一些企业的估值甚至高于一些蓝筹公司。从海外经验来看，你有什么具体政策建议？
钱军：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我认为监管最重要的是要控制好内幕交易和关联交易。先说内幕交易，前几年中国股市很像美国1880年到1926年的股市，当时法律很不健全，内幕交易非常频繁，丑闻不断，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来限制，比如说谁算内幕人，多长时间算是内幕人，法律上怎么区别交易动机是流动性动机还是不良动机，所以内幕交易的治理在美国也是花了很大时间。内幕交易、关联交易或者说大股东圈钱，这在新兴市场很普遍的。如何防范？我认为有两种做法：一是事前的防范，一是事后的治理。一般来讲，光事后处理是没有用的，抓几个典型放在监狱里面，还是没用，主要还是靠事前防范。
一线城市房价存在泡沫
《中国经营报》：说到资产价格，你曾经表示2011年中国风险在于经济可能会过热，尤其是房地产市场。
钱军：用国外通行的每一个指标，比如购买力以及租售比来衡量，中国大城市实际上都存在房地产泡沫。我们做过一个研究，以2002年为基准年，将全国以及京沪深三城市的单位房价与家庭可支配年收入调整为可比指数，同时依据CPI数据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将两项指数按时间比较。全国范围来看，房价仍处合理水平，而在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已经十分明显。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过热，但是实际增长速度已经放缓，当前宏观经济最大压力可能还是汇率。人民币面临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压力，而汇率又涉及老话题热钱，比如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一再澄清“池子说”，你对此怎么看？
钱军：周小川行长坦言，他面临的压力要大于伯克南，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问题，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央行掌门人的博弈，从难度上来讲，这已远远超出当年央行港府联手阻击索罗斯的行动，毕竟这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加息与抗通胀，也是个两难的命题，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秩序混沌无序的背景下开展，可谓是非常艰巨的挑战，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做到十全十美。因为一个开放的国家的金融问题是个系统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能说是有个取舍，确保最重要的基础性的东西不动摇。
《中国经营报》：2010年7月重启汇改以来，各界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期待还是比较高，你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条件和障碍是什么？
钱军：未来十年，中国会面临两个转型，一个是人民币的转型，一个是经济的转型，这两个转型可以说是齐头并进。
人民币国际化首先依赖经济实力上升，必须和经济转型同时进行，这不仅对中国有好处，对国际金融市场秩序也有好处。如果人民币短期内快速升值的话，肯定有一些企业要损失，但是大趋势下，不得不如此，这些企业转型服务业可以作为出路之一；此外，人民币如果想作为储备货币还是有很多条件的，比如自由兑换、自由管理等，现在这些条件还不够成熟，那么我认为可以在今后五年内，首先每一年要稳定升值，比如每年可以只升值5%左右。同时，我认为大力推广人民币海外市场，比如跨境贸易，这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很有吸引力，这样的话，人民币国际化才有可能逐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