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老银行的前世今生 本土银行的抗争与崛起

　　外国银行把持中国金融的现状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在与众多洋银行进行抗争中崛起并在上海外滩站住脚的，要数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银行，也是上海最早开设的华资银行，于1897年5月27日在外滩6号开业，比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商丽如银行迟了半个世纪。

　　但中国人对银行重要性的认识远早于此。18世纪中叶以来，国人有关银行的译著与论述一直未曾中断，关于中国人要不要开办银行的争论也一直在持续。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一系列外交的失败，外资银行咄咄逼人的入侵态势，使得有识之士愈来愈忧虑，国人日益感受到了深重的民族危机，这时正值洋务运动搞得红红火火，要求中国自办银行的呼声高涨，清政府为挽回利权，终于结束无休止的争论，准奏开办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终于冲破侵华外国势力和国内封建保守派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艰难地破壳而出。

　　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人是洋务派官员盛宣怀，总行设在上海，资本额定为500万两银，先收半数开业，属于官商合办性质，曾在汉口、北京、天津、广州、镇江、福州、香港等15个城市设立过分支行。

　　上海外滩6号的中国通商银行总部大楼，原来是一幢3层楼木结构的楼房，随着业务发展，通商银行于1906年在原址重建新楼，新大楼造型及外观装饰呈哥特式建筑风格。由于是第一家中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开办时缺乏经验，规章制度几乎完全照搬英商汇丰银行，所用账册、簿记、票据等也全部用英文记载，甚至连钞票的式样都模仿汇丰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发行纸币的银行，发行的钞票有银元券和银两券两种，票面为1、5、10、50、100元或两。该行初期业务发展较为顺利，贷款客户主要为外国洋行、中国钱庄、商号、以及部分其它中国企业。然而国事维艰，中国通商银行开办不久，即遇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两个分行惨遭抢劫焚烧。1903年，中国通商银行遭到日本人的暗算。日本人用卑劣手段伪造该行钞票，煽动挤兑风潮，造成该行惨重损失。期间又有一些分行用人不妥，管理不善，亏损严重，难以为继，陆续裁撤，到1905年，只剩下北京、汉口、烟台3个分支机构。

　　1905年以后，该行业务有了一些起色。但由于继掌该行大权的傅筱庵并不精通银行业务，加上在华外资银行的排挤和官僚资本的干预，中国通商银行历经风风雨雨，一直难有大的作为。中国通商银行的实力如存款、利润和分支机构数量等，均远不如从“小小银行”成长起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其业务总量不大，时人将其与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合称为“小四行”。“小”的定位与它极为大气的行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通商银行在许多金融业务领域未能创造辉煌的“第一”，固然令人遗憾，但作为横空出世的第一家华资银行，其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外滩23号的中国银行大楼，是外滩金融街众多建筑中惟一一幢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大楼。在那洋人颐指气使的年代，中国银行高层领导的民族意识和商业精神表露无遗，比如他们渴望新建大楼能够创造“上海高度”，既能展示自身实力，又能为被列强压抑已久的中国人出一口气。中国银行理事会曾决定，新楼为东西双塔，高度约为300英尺，相当于三十四层楼。不料大楼开工在即，比邻的沙逊大厦老板闻讯干预，不准新楼高度超过他的大厦。沙逊是闻名上海滩的地产大王，工部局庇护沙逊，拒发中国银行大楼的建造执照，官司一直打到英国伦敦，中国人还是败诉。中国银行被迫作出让步，放弃双塔设计方案，削减建造高度，建成后的中国银行大楼低于沙逊大厦约60公分。这是那个时代留下的悲哀。

　　尽管如此，中国银行仍给国人露了脸。占地面积5075平方米、建筑面积32548平方米的中国银行新大楼，主楼高17层，地下2层。地下室有当时最先进的保险库，设有1万只保险箱。大楼正门上方，刻有孔子周游列国的浮雕，营业大厅天花板两侧为中国神话八仙过海的图案。全大楼有14部电梯，各层装有子母钟。构成中国银行大楼一大特色的，是近代西洋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巧妙融合。令人耳目一新的外滩中国银行当时仍然可以傲视群雄，堪称远东地区建筑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现代化银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座崛起于外滩外国建筑缝隙之中的世界一流的中国银行大楼，确实令一向看不起“东亚病夫”的外国人受到强烈震撼，令积贫积弱的国人感到很大鼓舞。

　　中国银行是国民党政府四大官办银行之一，它的前身是清政府的“大清户部银行”，1905年8月成立，总行在北京，同年10月在上海设立分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辛亥革命的第二年被新政府改组成“中国银行”，并担负中央银行职责。1928年因国民政府另设中央银行，原来行使国家银行职能的中国银行则调整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中国银行为适应政治重心南移，将总行迁往上海。

　　中国银行（包括它的前身）早期在上海的发展颇不易。上世纪初的上海外滩已是寸金寸地，且外滩的地块早已被“瓜分”完毕。1905年，堂堂大清政府的户部银行要设立上海分行，外滩竟难觅其立锥之地。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在临近外滩的汉口路找到地块建造了分行大楼。要不是1917年中国对德国宣战，将外滩23号的德国总会大楼作为敌产没收归中国银行使用，1934年中国银行能否在外滩建造新楼还很难说。1937年，中行大楼在德国总会原址上建成后，中国银行总行与上海分行随即迁入此楼。不久抗战爆发，中国银行步入了艰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