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启 汇率仍唱“重头戏”

　　对话未启，交锋已现——“在人民币汇率这个具体问题上，我坦率地承认中美双方有不同的看法，因此需要讨论。”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昨日坦言。

　　他指出：中美双方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认识是一致的，但“中方坚持改革目标应为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的机制，而美方更强调升值的幅度。”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5月9日至10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方昨日就此举行中外记者吹风会，包括汇率、贸易在内的一系列话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自去年6月中国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超过5％，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率因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美元升值已超过10％。

　　但这依然不能满足美方有关势力的要求。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就如同一个缩影，包括经贸关系等议题接下来也会愈来愈热，中美之间也将多次交锋。

　　朱光耀还表示，中方会就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向美方表明政策诉求。朱光耀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这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其他国家。“美方再三表示欢迎中国的企业赴美投资，但是我们也收到很多中国企业对赴美投资受到阻碍的一些抱怨”。

　　朱光耀表示，正如美国政府代表美方企业向中方提出在准入方面的要求一样，中国政府当然要代表中方企业向美方明确表明中方立场和政策诉求，要求美方对中国企业进入美国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特别是不要歧视中国的国有企业。

　　由于中美双方在一些制度框架、法律规定的具体要求及认同等方面还有差异，朱光耀说，还需要双方进行深入的政策沟通。

　　在战略对话方面，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则表示，亚太地区合作，维和与执法问题，反恐问题将成为双方对话的热点。并且，中美将举行首次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双方外交、军事等各个部门的有关人员将会参加。

　　本月9日至10日，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下简称“对话”）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毋庸置疑，在全球经济仍面临种种变数与挑战的时刻，这一场在中美两大国之间举行的对话将一如既往地吸引全世界的眼球。到目前为止，尽管人们并没有从双方已透露的信息中看到太多新意，但分析人士认为，伴随时局转换，双方对既有问题的关注程度可能会有所变化，在立场上也有进一步沟通的空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中心主任刘军红本月5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对话之所以能够吸引全球关注，是因为对话形成了一种和平、合作、协调、共赢的全球效应。而这种效应能够得以存续，正在于双方有共同关心的议题，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也有承担对世界共有责任的共同愿望。这是双方能在矛盾与对立的前提下展开对话并寻求协调的共同基础。但是人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中美两个市场存在着不同的活力和特殊性，任何僵化的定论都不太可能达成，而任何僵化的定论也不符合两大市场的无限发展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应对本次对话抱有积极而理性的预期。

　　从美方5日公布的对话议程来看，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共同主持的经济层面对话可能仍重点围绕双方经贸关系展开。其中，美方已表示会向中方提出人民币汇率、信贷发放、利率市场化乃至银行部门改革等议题，同时预计中方将向美方提出市场准入、出口管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乃至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等议题。分析人士猜测，美方在承认中方在贸易与投资领域诉求的同时，似乎有意淡化了美债安全的问题，而这可能恰恰是中国目前的最大关切。

　　事实上，伴随美国财赤与债务问题的持续恶化，特别是标普上月首次调降其主权债信评级展望，全世界对于美债安全的关注度正在迅速升温。“美债安全性问题已不仅是中国的关切，也是世界所有依赖美元体制的经济体的共同关切，更是美国自己探索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刘军红表示。作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以及世界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中国，双方在对话中平起平坐，共同寻找协调方略，实际上是对共同利益的共同探索。

　　中方的另外一个重点诉求就是要求美方放松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以及放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的限制，这也是目前双方在认识中美经贸失衡问题上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分歧。刘军红认为，美国到目前为止有限的放松技术出口管制并不是简单地对华放松管制，在这同时，美国又加强了对所谓知识产权的管制与限制，并开始利用常规法律程序展开新一轮知识产权攻势。“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美国的责任，也是中国的责任，但无限扩大知识产权、无限利用司法程序并追求额外收益，则不是一个法制健全大国的优雅做法。”刘军红表示，“狭隘的知识产权论，无异于对人类共有文明的强占，其结果必将导致技术差距的固定化。”鉴于此，中美需要寻找能被世界共同接受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法，人类共有文明的共享权利保障方式。当前，发达国家集体制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法和体系，需要考虑后发国家追求经济发展、共享人类共同文明的权利和合理要求。否则这套体系就很难具有世界普遍性。

　　与中方在美债安全以及放松对华出口限制等经贸领域的诉求相呼应，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预计美方仍将大做文章。不过在美元持续贬值且信用下降的背景下，刘军红认为美方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施压理由已经愈显苍白。伴随中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人民币作为世界级市场的主权货币，其汇率及其机制的建设毫无疑问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责任和贡献。但任何具备基本经济金融常识的人都知道，汇率既反映着贸易投资关系，又堪称宏观经济综合指标的折射，即物价、利率、投资收益率、生产率、国际收支等综合指标的交汇，体现着内外经济的双重均衡。数十年的美日贸易摩擦及其解决的历史已经证明，简单的货币升值，并不能根本解决贸易失衡问题，而相互贸易、相互投资才是促进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根本动力。

　　刘军红认为，即使是从美国或者美元自身利益出发，非理性地施压人民币升值也并非明智选择。在强大的市场、技术和制造业支撑下，汇率波动一度被视为美元体制下调节世界经济失衡的市场手段。但其前提是纽约市场必须能够向全球提供有效且足够的“美元国际流动性供给”，这就要求纽约市场必须具备吸引世界投资的足够空间，并能够展开有效的对世界的再投资，而其背后则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及其散发力———持续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显然，2000年IT泡沫崩溃后，美国的技术创新钝化，纽约市场对世界资金的吸引力弱化，美国对世界的投资能力下降，昔日以纽约为中心，以美元为表现的全球资金循环体系出现泄漏，纽约对全球的有效的美元国际流动性供给能力弱化，美元作为“国际枢纽货币”的“色香味”不再浓厚。与此同时，欧元诞生，日元国际化悄然推进，加之资源国货币强势逼人，美元体制面临全新的竞争。此时，依旧使用简单的“汇率波动”作为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手段，其有效性势必受到多种因素的抵消。而从维护美元体制的角度看，恶意激化两大世界级市场的货币对立，无异于对美元自身的瓦解。

　　中美之间贸易投资的相互依存关系，事实上已经成了经济版的“相互确保摧毁”结构。这种深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客观上决定了中美任何一方挑起任何形式的贸易战、货币战、投资战乃至知识产权保卫战，都将对双方利益造成损害。因此，中美必须力图通过对话寻找符合两大市场时代发展特点的协调政策，才能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维护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5月9日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美就汇率、经贸关系等议题交锋在即。

　　对话前夕，一贯拿人民币汇率政策“说事”的美国参议员查尔斯·舒默与9名国会参议员先行访华。其间，舒默一度抱怨“中方似乎有意拒绝人民币快速升值”。

　　舒默的抱怨似乎有了效果。4月29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一举突破6.50这一重要整数关口，报6.4990，再次创下汇改后新高。截止到5月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5003。

　　但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开始逐渐升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5月2日公布了“2011年度特别301报告”，继续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名单”和“306监管国名单”。

　　双方关系看似紧张，但在中美关系专家看来却十分正常。“美方是为谈判捞取筹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晋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受访的专家看来，与2010年的激烈博弈相比，今年中美关系要平静得多。

　　“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正呈快速复苏的态势，心态会相对平衡一些；而中国国内也面临通胀压力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人民币升值也可以主动一些。这些新的因素叠加在一起，谈判的压力会相对减弱。”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美关系专家陈平说。

　　虽然包括汇率、经贸在内的一系列话题不可避免地仍是此次对话双方关注的焦点，但接受本报采访的专家一致认为，今年的中美战略对话将是历届以来最温和的一次谈判。

　　汇率提前预热

　　和往届一样，今年中美战略对话前夕依旧是汇率打“前战”。

　　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前夕，美国参议员舒默于4月28日表示，他“愈发确信”有必要通过立法，迫使中国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而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则再次强调，要增强金融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与往年不同，今年人民币主动升值迈大步，一度突破6.5整数关口，创下汇率新高。

　　4月16日至4月25日，舒默一行人的访问被视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预热”，美方就此机会对汇率问题“吹风”。

　　访问结束后，舒默向外界透露，当他逼问中国是否会加快人民币升值时，周小川明确表示，中国官员将人民币汇率视为他们用以抗通胀的多种工具之一，而周小川本人相信中国的抗通胀行动正在取得成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向记者表示，本次关于汇率的对话将不再是美国单边要求人民币升值，更是双方的诉求。“汇率问题仍然是双方关注的重点。”陈凤英说。

　　贸易交锋

　　显而易见，汇率问题不过就是双方经贸关系的一个缩影，中美之间真正的交锋仍是贸易问题。

　　5月3日，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在一份讲话文稿中指责中国政府不鼓励外商投资，目的是保护国内企业。这是他作为美国商务部长迄今对中国贸易环境作出的最为严厉的批评之一。

　　他的证据来自日前中美商会发布的《2011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白皮书指出，自从2006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改革开放的步伐急剧放缓。白皮书还将中国国有企业认为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中方对此在第一时间给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称，中国正在继续致力于营造开放透明的法律环境，继续致力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继续致力于营造稳定有序的经营环境。

　　在骆家辉发表“不满之声”后，中国商务部5日最终裁定，原产美国排气量在2.5升以上的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存在倾销和补贴。

　　实际上，在两国对话前夕，为了争取谈判和博弈优势，放一些言论甚至相互试探并不稀奇。但骆家辉以美商务部部长之口表达对中国贸易环境的不满，显然另有所指。

　　分析人士认为，中美的相互直接海外投资，将成为两国利益博弈的新聚焦点。

　　中国手持1.6万亿美元国债，加上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随着美元贬值，损失颇大。于是，今年以来中国积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并规范银行办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以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

　　因此，在本轮的对话中，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引发的债务问题以及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中国的储备资产安全问题一定是绕不开的话题。

　　最温和的对话

　　虽然对话前已略显火药味，但今年的中美战略对话却可能是最温和的一次对话。

　　依据轮流举办的原则，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在美国举行。中国将派出包括外交部、发改委、科技部、外汇局等20多个部门的200余位官员参加此次对话。

　　《华尔街日报》评论说：“看一看参会人员名单，人们会很容易地认为中国政府的多数行政部门暂时要搬到美国办公去了。”而这也说明了，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以至于涉及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的事务；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中美关系的日趋平等化。

　　今年1月“胡奥会”后，中美关系便有了“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而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多多少少也冲淡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和矛盾。

　　陈平表示，虽然目前中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在主要问题上尚能达成共识。内因外因加在一起，谈判的压力会相对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