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巴菲特主义”一词开始令人瞩目。次贷危机之中，美国曾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而次贷危机至今，人们仍在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及被过度放任的金融自由化等问题。更为极端的，反全球化和孤立主义情绪似乎也在抬头。对股神巴菲特及其影响的再思考也应运而生。批评者指出，巴菲特主义既有积极面，也有滥用市场地位、限制和减少竞争、简单加价、减少对实体经济资本投入等一系列负面影响。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时代偶像。看起来次贷危机至今，人们对金融和虚拟经济的反思仍未停止。如何看待巴菲特主义？中国会涌现怎样的时代偶像？

钟伟：巴菲特一直是在美国金融圈和在全球权势人物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英雄。其在次贷危机中对一些美国金融机构的投资也缓解了危机，他也因此被誉为现实的乐观主义者，价值投资的大师。但近来也有针对其投资理念的批评声，例如巴菲特有可能享有特殊的市场地位，能够比其他投资者以更优惠和低廉的价格获取投资标的，并通常享有优先退出权。巴菲特不喜欢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而更愿意其所投资的企业减少竞争，他本人将之称为“加宽企业的护城河”。巴菲特甚至很偏好企业不追加资本投入和创新，而是持续通过产品和服务加价来获取更丰厚利润的做法。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将这些做法概括为“巴菲特主义”。在两位看来，巴菲特是一个寻常投资者吗？他的投资策略有无争议？

崔之元：巴菲特当然不是一个寻常投资者。2008年次贷危机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亨利·保尔森的回忆录《峭壁边缘》中，对巴菲特“价值投资”的作用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知道，保尔森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是国有化的一种形式，但是他却强调“我们想要避免任何带有国有化色彩的方式”。他说：“购买普通股虽然有助于提高资本充足率，但普通股是带有投票权的，而我们想要避免任何这类带有国有化色彩的方式。于是我们倾向于优先股，因为优先股没有投票权（除了在某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而且即使在普通股价值大跌的情况下也可以全额赎回”（保尔森《峭壁边缘》，2010，中译本，第291页）。有趣的是，保尔森的这个5%的政府优先股股息的主意是从两天前他和沃伦·巴菲特的电话谈话中得到的（同上，第305页）。但保尔森没有提到的是，巴菲特以往的“价值投资”得到了比政府更好的注资交易条件：巴菲特通过谈判所得到的投资高盛（Goldman）或通用电气（GE）的回报率是10%，政府的5%的优先股股息率只是他的一半。此外，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Berkshire）还得到了与其投资优先股价值相同的权证，而政府只得到了相当于其投资优先股价值15%的权证（Forsyth，2008）。

至于说《金融时报》2017年9月18日刊载的文章“巴菲特如何损害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批评巴菲特投资于避免竞争的企业，我倒是认为这应是美国“反垄断法”的任务。该文特别批评了巴菲特最近和巴西的私募股权基金3G的合作，而3G在收购汉堡王（Berger King）之后削减了工人。我认为，自动化的新发展带来的减少就业趋势是全球性的，我们应大力推动“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使人们无论就业与否都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基本收入”（或称社会分红）。这也是当前创新领域的先锋企业家，如搞电动车的马斯克（Elon Musk）所大力倡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