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懒”很正常，重要的是要知道“懒”在哪里，更要由此找到遏制“懒”的办法和激发“勤”的途径。 

      儿时打架，头顶上迄今还留着一条不小的疤痕，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剃过小平头，全靠一头黑发把它掩盖得严严实实，就连太太也是结婚多年后才偶然发现，虽然惊呼上当却也后悔不及。我告诉她，这条疤痕，源于同伴暑假时的一场拔河比赛。

      拔河比赛与林格曼效应

      那场拔河比赛，我方本来明明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却以0：3惨败，让在旁边观战的女孩子笑得前俯后仰。我在比赛时注意到，在我前面的队友，绰号“屎壳郎”的那个男孩其实每次都没有真正出力。我们一个个汗流浃背，他背后却连一点汗滴都看不到。

      比赛结束，我非常气愤地向同伴揭发了他的劣迹。他当然矢口否认，结果我们话不投机就打了起来，他的脸被我抓破，我的头被他用砖头砸了一下，血流如注被送到医院缝了7针，从此留下这条伤疤。

      经此一役，我们好几年都不再说话。很多年后回南京去看望父母，在大院里冤家路窄碰到了“屎壳郎”。双方早已忘却了儿时的恩怨，谈笑甚欢，说起当年的一场恶战，他连连点头称是：“绝对是，绝对是！我根本就没出力。我拔河从来都是这样，跟着滥竽充数而已。当时只是想别人怎么这么傻，一个个气喘吁吁地拔根破绳子。我的注意力全放在在旁观赏观战助阵的女孩子身上。哈哈！结果让你小子给揭穿了。没想到这“屎壳郎”小小年纪就已经如此好色。

      后来学习了心理学，无意中为“屎壳郎”的偷懒找到了科学依据——林格曼效应。

      法国农业工程师迈克西米连•林格曼（1861～1931）在他著名的拔河实验中注意到，当拔河的人数从1个人逐渐增加到一群人时，集体的力量并不等于个体力量的总和：当增加到3个人时，力量仅仅相当于两个半人的总和。也就是说，在集合的过程中损失了半个人的力量（1+1+1=2.5）；当增加到8个人时，集体的力量竟然已经仅仅相当于大约4个人的总和（1+1+1+1+1+1+1+1=4）。林格曼的实验结果显然违背了加法的基本定律，个体的力量在集合的过程中流失，而且是人数越多流失越大！

      虽然从表面看，仍然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和“人多力量大”，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巨大的浪费和损失。林格曼由此得出结论：当人们参加社会集体活动时，他们的个体贡献会因人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少，林格曼将其称之为“社会性偷懒”。从此，这个实验结果就称为林格曼效应。这一效应后来又被不同的科学家反复验证过，屡试不爽。而我们中国人对它的发现和研究甚至比法国人更早，描述得更加惟妙惟肖，分析得更入木三分——“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遗憾的是我们一不擅长做实验搞数据，二不喜欢命名注册，结果此项发现竟然归了多少世纪后的法国人。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动力和动机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责任感的问题。当一个人在拔河时，他必定是竭尽全力（假设这是个有益于拔河者的行为，或是他期望完成的任务），因为此时别无他人可以依赖，出不出力一目了然，责任明确无可推卸。当人数逐渐增加时，人的心理活动发生变化：有人知道别人在偷懒，由此想到自己偷点懒理所当然，问心无愧无可指责，于是就松懈起来心安理得；也有人未必想到别人偷懒，但可能会想，这么多人在努力，自己稍稍松懈一点，肯定不致影响大局，何乐而不为？所以也开始偷懒，岂不知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结果就是大局受到影响。像我这号一旦发现别人偷懒便怒不可遏的另类，大概就是傻瓜了，结果落下了终身疤痕作为教训。

      割除林格曼效应肿瘤

      林格曼效应最可怕之处在于，它像恶性肿瘤那样在组织的肌体里迅速蔓延。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堪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林格曼效应实验。那时从人民公社到工厂、机关，无处不证明，林格曼效应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不但没有因为人数众多而出现经济奇迹，反而多次出现危机濒临崩溃。可见中国人和法国人（其实全世界人都无一例外）一样，都有拔河偷懒的行为。当然，头上落个疤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多年停滞不前，损失和教训不能相提并论。

      我本人对此更是感同身受。出国前我在某造船厂工作，那是一家当时国内赫赫有名的企业，可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完全是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人虽不少但企业却非常不景气，好几次工资几乎都发不出来。印象最深的是，那时每周工作6天，只休息周日1天，可实际上所有人周日都为自己的私事忙得精疲力竭，所以周一几乎就是不言而喻的休息日，一整天大家都是懒懒散散地谈论着昨天的事，根本没人用心干活，我的社会偷懒则是趁机赶快学英语。

      与林格曼效应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应当是荀子的“人性恶”观点，明确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我们在这里只要将“人性恶”改成“人性懒”，便完全可以通用。那么，面对着这人性本身与生俱来的惰性，如何加以遏制呢？荀子认为，只有法律和道德才能纠正这人性里的本恶，也就是“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同样，我认为“人性懒”也很正常，但重要的是要知道“懒”在哪里，更要由此找到遏制“懒”的办法和激发“勤”的途径。

      幸运的是，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遏制住了这人性里的“懒”，也割除了林格曼效应肿瘤。回首中国3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恰恰是一步步割除林格曼效应肿瘤的过程。从农村的分田包产到户到工厂里的计件工资，从住房私有化到企业的股份制⋯⋯这些制度，几乎都或直接或间接地针对人性这一特定的心理而设。

      写这篇文章时，我特地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得知曾工作过的造船厂还在，不同的是它已不再是我记忆中那家造船厂，而是和其他很多中国企业一样，随着改革开放而旧貌换新颜。读完报道，我抚卷沉思感慨万千，真是2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这家自己曾经工作过的造船厂，是30年改革开放一个多么精彩的缩影。心中不由得暗暗许下愿望：希望能有一天故地重游，亲眼目睹一番。儿时“屎壳郎”与自己因拔河偷懒而生出的那番龃龉，早已随岁月流逝而烟消云散。不知当年的旧厂，如今将是怎样一番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