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竞争力等于比较优势加竞争优势。独具的资源和有利的条件是为比较优势，即我有你无；强于对方的能力和素质是为竞争优势，即我强你弱。有与无是先天的差异，属于基础要素；强与弱是力量的悬殊，归为高端要素。基础和高端两要素兼具与结合，才能孕育出制胜的种子。

      种子的优良与茁壮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还需博弈。

      要使特而更殊。熟视最易无睹，特殊往往寓于平淡之中。要客观地审视自己，善于挖掘自身的先天禀赋。比如，我国人口众多，生产力庞大就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资源和条件。人既是生产要素，又是消费主体，既能提供供给，又可扩大需求。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形成偌大的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就不匮乏了。

      要使优而更强。优势并不等同于强势，需要有一个势能的转化过程。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国民的综合素质尚有待提升。美国聚集了全世界各类精英，形成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引领科技、产品、服务的时代潮流。我们只有加快培养人才、筑巢引凤吸引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才能把数量上的比较优势，转化为质量上的竞争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

      知人者智，知己者清；知人者有力，知己者强大。我国的核心竞争力还远不止此。我们在政治上有广泛的号召、动员力，宏观调控上有高度的资源配置力，民众有强烈的求发展的人心民意。凭此我们30年走完了工业化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本轮金融危机袭来，我国应对措施之有力，走出困境之快速，都彰显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环顾远朋近邻，各国均有先天之优、后天之势。关键是，找到并构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凭此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实现。

      财政和央行负债如果用于债权和股权收购，而这部分资产没有或没有完全损失，变卖资产可以偿还债务。如果这些资产发生损失或财政进行了转移支付，财政债务和赤字要通过减少支出、增加税收解决，居民就要勒紧裤腰带。央行的资产损失如不能得到财政弥补，最终要通过发票子、搞通胀解决，还是由居民承担。所以，不管是财政还是央行救助破产机构，本质上都是居民为危机买单。

      美、英、日等国比较幸运，财政发债除须经国会批准外，没有硬约束，激增的政府债务还可以由央行购买。如英国从危机后直到前不久，大约95%的政府债券均由英格兰银行购买。美联储持有的政府债券从危机前的4798亿美元激增至目前的7767亿美元，持有的政府机构债券从零增加到12708亿美元。日本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高达7946亿美元。央行大量发钞，将利率压到极低甚至是零，使得政府发债成本最低，即便国债占GDP比率高如日本的189％，财政仍可正常运作。大量的货币供应如引发较高通胀或货币贬值，债务负担还可通过“通胀税”和“货币税”进一步转嫁。美、英、日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等于让全世界为它们的危机和债务买单。

      欧元区成员国没有这么幸运。《马约》给各国建立了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不得高于3％的约束，规定欧盟和欧央行都不得以贷款、购买债券等方式对单个国家进行救助。与此同时，欧央行的货币政策以整个欧元区的通胀为目标，由最大的经济体如德、法左右，欧元名义利率不能如美、日般降至零，更不可能制造通胀。在这种情况下，希腊等国不能通过货币贬值逃债，也不能开动印钞机印票子进行危机救助和购买国债，导致希腊国债收益率直线上升，十年期一度最高达7.36％。来自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额救助有助于降低希腊违约风险和短期发债成本，但希腊经济长远可持续增长和财政平衡存在疑问，利差很难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不再能享受危机前水平的欧元红利，最终极有可能将希腊带入持续的财务危机和经济萧条中。

      第一张主权债务多米诺骨牌不倒，是否意味着其它高负债国的债务问题就此化解？对于欧元区高负债国家而言，财政和经济紧缩是避免债务危机的必经之路。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的问题并未解决，其债务总量相当于希腊的2.4倍，意大利和法国国债更分别高达14943亿和12601亿欧元，欧元区前路崎岖。对于美、英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利率和央行护航或许能助财政渡过难关，但会否引发通胀和货币贬值、让全世界人民买单，要假以时日观察。

      儿时打架，头顶上迄今还留着一条不小的疤痕，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剃过小平头，全靠一头黑发把它掩盖得严严实实，就连太太也是结婚多年后才偶然发现，虽然惊呼上当却也后悔不及。我告诉她，这条疤痕，源于同伴暑假时的一场拔河比赛。

      拔河比赛与林格曼效应

      那场拔河比赛，我方本来明明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却以0：3惨败，让在旁边观战的女孩子笑得前俯后仰。我在比赛时注意到，在我前面的队友，绰号“屎壳郎”的那个男孩其实每次都没有真正出力。我们一个个汗流浃背，他背后却连一点汗滴都看不到。

      比赛结束，我非常气愤地向同伴揭发了他的劣迹。他当然矢口否认，结果我们话不投机就打了起来，他的脸被我抓破，我的头被他用砖头砸了一下，血流如注被送到医院缝了7针，从此留下这条伤疤。

      经此一役，我们好几年都不再说话。很多年后回南京去看望父母，在大院里冤家路窄碰到了“屎壳郎”。双方早已忘却了儿时的恩怨，谈笑甚欢，说起当年的一场恶战，他连连点头称是：“绝对是，绝对是！我根本就没出力。我拔河从来都是这样，跟着滥竽充数而已。当时只是想别人怎么这么傻，一个个气喘吁吁地拔根破绳子。我的注意力全放在在旁观赏观战助阵的女孩子身上。哈哈！结果让你小子给揭穿了。没想到这“屎壳郎”小小年纪就已经如此好色。

      后来学习了心理学，无意中为“屎壳郎”的偷懒找到了科学依据——林格曼效应。

      法国农业工程师迈克西米连•林格曼（1861～1931）在他著名的拔河实验中注意到，当拔河的人数从1个人逐渐增加到一群人时，集体的力量并不等于个体力量的总和：当增加到3个人时，力量仅仅相当于两个半人的总和。也就是说，在集合的过程中损失了半个人的力量（1+1+1=2.5）；当增加到8个人时，集体的力量竟然已经仅仅相当于大约4个人的总和（1+1+1+1+1+1+1+1=4）。林格曼的实验结果显然违背了加法的基本定律，个体的力量在集合的过程中流失，而且是人数越多流失越大！

      虽然从表面看，仍然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和“人多力量大”，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巨大的浪费和损失。林格曼由此得出结论：当人们参加社会集体活动时，他们的个体贡献会因人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少，林格曼将其称之为“社会性偷懒”。从此，这个实验结果就称为林格曼效应。这一效应后来又被不同的科学家反复验证过，屡试不爽。而我们中国人对它的发现和研究甚至比法国人更早，描述得更加惟妙惟肖，分析得更入木三分——“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遗憾的是我们一不擅长做实验搞数据，二不喜欢命名注册，结果此项发现竟然归了多少世纪后的法国人。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动力和动机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责任感的问题。当一个人在拔河时，他必定是竭尽全力（假设这是个有益于拔河者的行为，或是他期望完成的任务），因为此时别无他人可以依赖，出不出力一目了然，责任明确无可推卸。当人数逐渐增加时，人的心理活动发生变化：有人知道别人在偷懒，由此想到自己偷点懒理所当然，问心无愧无可指责，于是就松懈起来心安理得；也有人未必想到别人偷懒，但可能会想，这么多人在努力，自己稍稍松懈一点，肯定不致影响大局，何乐而不为？所以也开始偷懒，岂不知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结果就是大局受到影响。像我这号一旦发现别人偷懒便怒不可遏的另类，大概就是傻瓜了，结果落下了终身疤痕作为教训。

      割除林格曼效应肿瘤

      林格曼效应最可怕之处在于，它像恶性肿瘤那样在组织的肌体里迅速蔓延。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堪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林格曼效应实验。那时从人民公社到工厂、机关，无处不证明，林格曼效应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不但没有因为人数众多而出现经济奇迹，反而多次出现危机濒临崩溃。可见中国人和法国人（其实全世界人都无一例外）一样，都有拔河偷懒的行为。当然，头上落个疤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多年停滞不前，损失和教训不能相提并论。

      我本人对此更是感同身受。出国前我在某造船厂工作，那是一家当时国内赫赫有名的企业，可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完全是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人虽不少但企业却非常不景气，好几次工资几乎都发不出来。印象最深的是，那时每周工作6天，只休息周日1天，可实际上所有人周日都为自己的私事忙得精疲力竭，所以周一几乎就是不言而喻的休息日，一整天大家都是懒懒散散地谈论着昨天的事，根本没人用心干活，我的社会偷懒则是趁机赶快学英语。

      与林格曼效应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应当是荀子的“人性恶”观点，明确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我们在这里只要将“人性恶”改成“人性懒”，便完全可以通用。那么，面对着这人性本身与生俱来的惰性，如何加以遏制呢？荀子认为，只有法律和道德才能纠正这人性里的本恶，也就是“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同样，我认为“人性懒”也很正常，但重要的是要知道“懒”在哪里，更要由此找到遏制“懒”的办法和激发“勤”的途径。

      幸运的是，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遏制住了这人性里的“懒”，也割除了林格曼效应肿瘤。回首中国3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恰恰是一步步割除林格曼效应肿瘤的过程。从农村的分田包产到户到工厂里的计件工资，从住房私有化到企业的股份制⋯⋯这些制度，几乎都或直接或间接地针对人性这一特定的心理而设。

      写这篇文章时，我特地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得知曾工作过的造船厂还在，不同的是它已不再是我记忆中那家造船厂，而是和其他很多中国企业一样，随着改革开放而旧貌换新颜。读完报道，我抚卷沉思感慨万千，真是2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这家自己曾经工作过的造船厂，是30年改革开放一个多么精彩的缩影。心中不由得暗暗许下愿望：希望能有一天故地重游，亲眼目睹一番。儿时“屎壳郎”与自己因拔河偷懒而生出的那番龃龉，早已随岁月流逝而烟消云散。不知当年的旧厂，如今将是怎样一番新颜？

     但惯性并不等同于理性，有时甚至成为盲目性。举例有三：

     患失而欲得。人的本能惧怕损失，而不拒获得。我们去购物，通常会计较价格的高低，因为付费是一种潜在的风险损失。而若提供一份免费的午餐，则没有付费的代价，就容易忽略食欲的需求，欣然接受。可是，做此事就不能做彼事的时间成本及机会成本，在患失而不患得的惯性力量中淡化了。智者懂得，得就是失，失就是得，得失或有形或无形；至于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则是圣人的境界。

     攀比以求同。人的天性善于与他人比较，而疏于自我比较。当群体出现一种倾向性行为时，比如一种投资或消费行为，攀比的惯性力驱使人不甘落后，也去逐潮。与他人横向的比较优先或者重于纵向的自我比较，心理平衡潜在暗示求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股市、房市中买涨不买落就是如此。相比较他人的行为而决定自己的判断，就形成了“羊群效应”。

     先入则为主。人的第一印象最重要，随后就跟着感觉走。一旦做出首次的判断或行为，就会以一种似乎合乎逻辑、前后一致的方式紧随而来，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产生“共振效应”。抽烟、饮酒一旦开戒，便易持而续之；一个品牌的服装或某家酒店的饭菜令人惬意，则频繁去购买或享用。就像穿新鞋走老路，往往是第一信息引领后来人的判断和行动。

     惯性是个“锚”。它是我们思维的定式，无形中左右着我们的行为。所以，高速行驶的列车阶段性停顿一下，尤其是转弯时顿悟一下，就能减少盲目的冲力，使惯性更加理性。

     笛卡尔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

　  有个故事讲的是：两个朋友野外打猎，夜里露营，半夜，他们被帐篷外的熊吼惊醒，看到月光下有一只硕大无比的黑熊，一个猎手跃身穿鞋准备逃命，另一个猎手不解地问：“你穿鞋干嘛？难到你不知道黑熊跑得比你快得多吗？”“当然知道，”那个穿鞋的猎手一边系鞋带一边回答，“但我还知道我比你跑得快！”这话什么意思呢？那猎手的意思是说：我只需跑得比你快就行，那黑熊一旦追上落在后面的你，它就达到目的，把你当美餐，我可就逃之夭夭了。

　  这故事乍一听，不是滋味。按中国传统美德，这时应舍身忘己救朋友才是，怎能贪生怕死自己鞋底抹油溜之大吉？我们姑且不在这里进行孰是孰非的道德评判，且看企业可以从这个故事得到什么启示。

　  眼下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企业来说是一只凶狠、饥饿的黑熊。我身边的人不管年龄大小都没经历过这样的大萧条，我问遍了身边所有的朋友、亲戚和同事，只有一位90岁老人依稀记得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但那时他还是个孩子。几乎绝大多数企业都没有应对危机的经历，但我们可以从穿鞋猎手那里得到启示：也许我们跑不过黑熊，但可以跑得比其他企业快，这就有了生存的机会。

　  核心的是差异化竞争

　  从我3月在国内的调研看，已经有一些企业成功地跑在了同行业的前面，当别的企业濒临倒闭或是订单大幅萎缩时，这些企业的订单居然能做到与去年持平，甚至少数企业业绩还有大幅增长。

　  一家在深圳生产木制相框的出口企业大张旗鼓地引进和推广“丰田式管理”，提高品质，消灭一切浪费，持续数年降低生产成本，向效率要利润，出口份额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这在金融危机摧枯拉朽之时可说是一个奇迹。

　  一家分别在深圳和宁波设厂的塑料制品企业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他们看准了欧美市场对新产品和有创意产品的需求以及各大连锁店“差异化”经营的理念，投其所好，为客户量体裁衣设计出一批批有新意的产品，且确保每家客户的产品不与其竞争对手雷同，避免了同行“价格战”。客人皆大欢喜，订单源源不断。

　  一家东莞企业专营圣诞树玻璃吊饰物，这类产品本来非常“大路货”，入行门槛低、竞争对手多。但这家企业独辟蹊径：充分利用中国工人不但工资低且心灵手巧的特点，重点做需要大量手绘工艺的产品。我在这家工厂参观时，看到厂里工人用彩笔手绘一只只吊饰物时，情不自禁地赞叹：“他们哪里是工人，简直就是艺术家！”要知道欧美消费者恰恰特别欣赏手工工艺产品，所以这家公司在传统圣诞装饰物市场一片萧条的情况下保持销售额的持续增长绝非偶然！

　  这些企业在黑熊来到之时都跑得很快，而且都跑得很有特色。赢在特色（differentiation，国内通常译为差异化），这已是世界一流企业的共识，但这恰恰是国内企业的致命弱点。国内企业家一谈到经营管理，马上就想到要行业领先、质量要第一、规模要第一、价格要第一、服务也要第一。这恰恰就是为什么总也做不了第一的原因。上面三家企业抓住差异化竞争，奠定了赢的基础，至于其他方面，并不求完美，所以能在逆境中成长壮大。

　  这次金融风暴的杀伤力非常大，危机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我丝毫也不怀疑等到金融风暴过后，那些凭借差异化竞争跑得快的企业不但得以生存，而且会发展得更好。很多企业经常问我一个问题：金融风暴过后将是怎样一个局面？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最有代表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不做企业的人一听说某某企业倒闭就以为这是公司不赚钱或是赔了钱，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纵观海内外破产、倒闭的公司，绝大多数不是因为不盈利，而是因为企业发展太快、而资金不能有效周转。这就应了一句话——“不怕不赚钱，就怕钱不转。”

      盲目发展惹祸

      一家发生在我身边的因流动资停滞而出问题的企业，就是我当年供职的美国爱迪逊兄弟公司。该公司原本是一个专营服饰、鞋类小店，爱迪逊兄弟白手起家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将其发展成一家有十几家分店、2000多家连锁店的零售业巨头，年销售额20多亿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末，该公司管理层决定涉足需大量资金的高档娱乐性餐馆，结果虽然餐馆因为概念新颖获得成功，却因盲目多元化投资严重分散了管理层的精力，并影响了主业流动资金的运转，最后公司破产倒闭，一家好端端的公司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说到盲目发展和流动资金窒息这对孪生兄弟不能不提日本的八佰伴公司。今天八佰伴公司早已被人淡忘，可不少人对电视剧《阿信》迄今记忆犹新，剧中女主人公阿信就是以八佰伴公司掌舵人和田一夫的母亲为原型的。

      和田一夫出身于工人家庭，经济大萧条时一家人寅吃卯粮，母亲开了一家小店经营蔬菜、水果维持生计，取名“八佰伴”。后来在和田一夫的掌控下，八佰伴发展成日本著名百货公司，下属企业遍布太平洋地区。可就是这样一位有着“亚洲百货业奇才”之称的企业领袖也在公司辉煌时刻失去了应有的谨慎。当时和田一夫雄心勃勃，声称要在20世纪末在中国沿海开放城市建立几千家超市和汉堡快餐店。为实现这一宏伟规划，和田一夫毅然决然迁都香港。10年过去回头反思，看看“家乐福”、“沃尔玛”在中国不俗的业绩，不能不佩服和田一夫超人的战略眼光。

      然而，正确的战略眼光只是企业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八佰伴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盲目、快速发展规划，公司为高速发展不惜债台高筑，加上后来日本经济疲软、香港租金上涨及在中国创业水土不服种种原因，八佰伴在香港和中国的事业频频受挫，一时间有关公司破产谣言四起，投资方也动摇了信心，随之而来的就是流动资金不再流动，无奈八佰伴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一只“吃人的真老虎”就这样虎落平川被犬欺，让穷凶极恶的债主们撕咬得体无完肤。

      以上案例中的公司从事的行业和经商的环境有着天壤之别，但都在流动资金的运作上翻了船，而资金出问题都与盲目发展息息相关。

      现金在手为王

      眼下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究其原因，几乎都可以追溯到“钱不转”这个致命病根。首先是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大批购房者入不敷出，无法按约支付购房按揭；后来是金融危机，美国2008年倒闭25家银行，2009年又新添32家，银行倒闭也是源于流动资金枯竭。

      2008年也是我在美国工作了20多年的连锁店零售业（即很多国内出口企业的客户）的破产年，共有27家大型连锁店申请破产保护，比2007年增长400%，其中不少家保护未果宣告倒闭。进入2009年已有10家主要连锁店申请破产保护或是已经彻底倒闭。

      英文把流动资金称为“Cash”，又译为“现金”，它包括货币和可在短时间内转换为货币的有价证券、债券和其他可流动资金。显而易见，盖了一半的工厂不是现金，套在手上的房地产不是现金，存在库房里的货物也不是现金。

      英文里还有一句话叫“Cash is the King”，意思是“现金为王”，指的是有了现金才是真正的财大气粗，才是威风凛凛的真老虎。如果没有现金，企业虽大，但只是纸老虎，一捅就破。钱不转的“老虎”不但有时会被犬欺，让猴子称大王和象被蛇吞的事在当今企业兼并的热潮中也是频频发生，屡见不鲜。

      美国企业在面对金融危机时的种种举措因行业而异，但是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保流动资金”（preserve cash）看做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一点和国内企业形成反差。国内不少企业缺乏对流动资金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加上国内企业的财务部门普遍以老板意志为准则，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指导，隐患很多，最终酿成企业破产悲剧。所以，在现今环境里，国内企业应提高警惕，着实加强对流动资金的管理。

      消费者行为发生变化

      次金融危机使美国消费者的信心一落千丈，它不仅使为数众多的失业者及其家庭无力消费，尚未失业的人也开始增加储蓄，不敢消费。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先后采取了刺激经济复苏的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遗憾的是，与中国出口息息相关的美国消费者信心尚未恢复，因为失业率这个滞后指数一直高达9%～10%，且据官方预测有可能在2010年继续上升。

      美国著名战略咨询公司Retail Forward发布了一个关于消费者行为变化的调查：

      第一类变化：减消费。65%的消费者只买必需品；55%的消费者减少购物量；54%的消费者减少购物次数；51%的消费者减少奢侈品消费；35%的消费者延长商品使用时间。

      第二类变化：捡便宜。65%的消费者降价时购物；52%的消费者货比三家；47%的消费者用优惠券；37%的消费者去廉价商店；23%的消费者批量购买。

      第三类变化：降档次。45%的消费者购买较低档次同类产品；43%的消费者购买商店自有品牌；33%的消费者改用较低档次的品牌。

      可见，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心理打击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更加倾向于购买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这些新的消费者行为一旦养成，可能会成为一种消费习惯，在金融危机后一直保持下去。

      零售商战略急需调整

      上述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反映在零售业上就是销售额缩水，利润下滑。如表1所示：

      2008年美国有27家主要零售连锁店倒闭，2009年又有多家倒闭，极大地殃及到了与其唇齿相依的供应商——中国出口企业。这就是中国出口大幅下滑的真正原因：消费者减少消费，零售商就减少采购。

      目前，各大零售商一改以往贪多嚼不烂的战略为宁缺毋滥、有的放矢的战略，普遍削减采购预算20%～30%，做两手准备：如果销售不尽如人意，也不会被大量库存的滞销产品拖垮；如果市场出现转机，就以全价销售，少打折扣，丢卒（销售额）保车（利润）。

      无论这一计划的结果如何，作为供应商的中国出口企业都已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冲击，更确切地说是城门之火还未烧起就已殃及池鱼！作为出口企业，如果不能准确地捕捉住这一信息，就会吃苦头。

      中国企业寻觅出路

      美国消费者习惯的上述改变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市场对消费品的需求，从而直接影响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额。

      预计自2010年1月起，中国出口如果出现复苏也只能是相对增长，即同比大幅下降后的增长。加之美国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带来的长期效应，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挑战不但严峻，而且将是长期性的，切不可掉以轻心！

      对于企业来说，走出金融风暴要有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短期计划是保生存；长期计划是打造品牌，走出去开发新市场，或转而开发国内市场。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发展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也是件好事，能够带给我们许多值得思考和总结的宝贵经验。金融危机带来的优胜劣汰，可以纠正无序竞争这一顽疾。不少企业在市场萎缩时积极扩大市场份额，反而使业务有了可观的增长。借此机会，“中国制造”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完成质的飞跃。

      金融危机后的出口要靠国际化、集约化和规模化。中国要打造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司，打造或收购一批国际品牌，把工厂开到消费国去。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我相信，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出口一定会迎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壮丽景象。

      2009年，曾被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入选著名商业作家吉姆·柯林斯的畅销书《从优秀到卓越》的“集电城”宣告破产倒闭。这条消息在美国社会尤其是在零售业界引起巨大震动。“集电城”是一家有着59年历史、年销售额124亿美元、有600多家大型电器商店的零售“航母”。

      尽管美国的优秀公司很多，但吉姆·柯林斯却用了一套几近苛刻的筛选程序：从1965～1995年在《财富》500强榜上有名的公司里挑选出1435家公司，再根据长期财务分析从中精选出126家佼佼者，然后根据股票的业绩和投资者的回报再次百里挑一筛选出19家公司，并最终确定11家公司成为其著作中的案例。由此可见应选而上的“集电城”确实是一家当之无愧的卓越公司。

      不过，让吉姆·柯林斯大跌眼镜的是“集电城”居然在他的《从优秀到卓越》这本书成为世界级的畅销书后却那么不争气地倒闭了，真是大煞风景。虽然此书依然畅销不衰，但是“集电城”从优秀到卓越再到破产的三部曲的确触目惊心。这使我想到过去读管理学时的一句话：“所有的企业都会经历诞生、成长、成熟、死亡这样一个生命轨迹。”我还要加上一句：“卓越的公司也不例外。”

      创新与跨越须秉承一脉

      对于“集电城”倒闭和失败的原因，有人说是领导力的问题，也有人说是被沃尔玛强力冲击所致，当然也不乏是金融风暴所赐的说法。而我想到了吉姆·柯林斯在回答“《从优秀到卓越》这本书对已经卓越的公司究竟有什么帮助和启迪”这一问题时所说的：“生意场上和人生当中最大的危险就是：成功了，却不是清楚无误地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成功。”这句话太精彩了，成功有时竟能演变为“失败之母”，“集电城”59年历史，正是由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成功，最终葬送了前程。

      其一，“集电城”发家靠的就是卖洗衣机、烘干机和空调这类大型家用电器。随着彩电、录像机和电脑的普及，“集电城”越来越多地专注此类新潮产品，后来管理层竟然做出了不再经营大型家用电器的决定，认为这类产品又大又笨还占地方且利润很薄。市场定位、产品策略的改变导致了企业第一个致命伤。“集电城”不卖这类产品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过去以“家用电器大全”取胜的市场定位。当消费者来到商店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产品时，他们常常被介绍给竞争对手，“集电城”从此踏上了歧途。

      其二，“集电城”成功的另一要因就是公司有一批懂产品的销售人员。因为大型家电往往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解答消费者的问题，并帮助他们做选择。“集电城”用基本工资加提成的方式培养和留住了一批懂产品的销售人员。可是，公司领导后来认为这个环节可节省费用，于是解雇了3400名工资最高也最有经验的销售人员，将薪金制度改为没有提成的固定小时工资。多年培养的专业人才就这么轻易丧失。结果消费者非常不习惯新的销售人员，先是抱怨，然后就“叛逃”到其他电器商场。

      由于自身的失误，使“集电城”从领导市场潮流变成被动应付竞争对手。而沃尔玛大规模“入侵”彩电、电脑更是让其雪上加霜，金融风暴袭来。市场疲软、银行惜贷，“集电城”破产倒闭终不可免。

      中国人从小就受到“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教诲，所以韧性特别好。如今，中国企业刚过而立之年，路还长。“集电城”59年从优秀到卓越再到死亡之旅让人印象深刻，所以企业在庆贺成功的时候，请多花点时间探讨究竟什么是自己成功的原因，千万别步“集电城”的后尘。

      中国缺的不是企业家，缺的是商业领袖！

      企业家和商业领袖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让我们先看看企业家的定义，企业家一词其实是从法语Entrepreneur翻译而来，企业家强调创业，他们往往是企业最初的创办者，是企业初创时期的领头人，他们常常和产权有密切关系，很多企业家又是企业的所有者。在美国有一本杂志叫《Entrepreneur》就是专谈这类人的创业故事。所以企业家绝不等同于商业领袖，美国的跨国公司虽然都非常推崇“企业家”精神，也就是创新和主人翁（ownership）精神，但在美国公司里没有哪个首席执行官或是高级管理人员愿意或是会被别人称作“企业家”，那不仅张冠李戴且有贬义，他们被统称为“商业领袖”（business leaders）。

      早期的比尔•盖茨在创建微软的时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业家，但微软成长壮大后，比尔•盖茨也随着企业的成熟，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商业领袖。像戴尔电脑公司的戴尔，星巴克的霍华德•舒尔茨都是很典型的从企业家到商业领袖的例子。但国内都很熟悉的前美国通用电器的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则不同，他没有比尔•盖茨那个创业过程，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企业家，他是从企业管理者（business executive）逐步成长为世界级的商业领袖，美国更多的商业领袖走的就是这条路，如可口可乐、惠普、福特、沃尔玛等跨国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都是这类的商业领袖。

      国内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改革开放后创建起来的，所以称企业领导人是“企业家”也还符合事实。但是国内企业家比较典型的代表诸如海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华为的任正非、万科的王石等等其实都已经完成了从企业家到商业领袖的转变，成为国内行业当之无愧的领头人，但他们还谈不上是世界级的商业领袖。

      为什么中国没有世界级的商业领袖，归根到底是中国没有世界级的跨国公司，也没有一流的世界品牌。跻身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大部分还是那些垄断行业里的企业，这样的企业虽大，但是含金量还有待提高。中国赢在哪里？赢在蚂蚁雄兵！30年改革开发后的中国以其独有的政治体制、市场经济模式、丰富的人力资源和高速发展的基础建设形成了其他国家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力，这为中国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平台。但是中国企业也在呼唤世界级的商业领袖，而商业领袖也必将在打造世界级跨国公司的过程中诞生与成长。

      古人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更何况是树人之精英呢？造就商业领袖除了良好的愿望和不懈的耕耘外，也是需要几代人不懈努力方能实现的，所以我们不仅要有信心，还要有耐心。

       2009年是会被历史铭记的一年。这一年里，我们见证了太多经济金融神话的破灭：主要国家经济增速如自由落体般竞相“跳水”，中东欧国家甚至出现了主权信用危机的严峻局面；曾经驱动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贸易车轮骤然减速；全球金融市场如雪崩般直落谷底……同时也见证了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而表现出的快速行动和强烈协作意愿：从联手降息和货币互换，到动辄上千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再到G20峰会的召开。密集的政策迅速稳定了全球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形势。

       暴风雨过后的第一缕阳光总是那么灿烂。进入二季度后，沉浸在绝望中的人们开始感受到一个又一个的惊喜：中国经济在二季度触底回升，在全球率先复苏，并在三季度实现了8.9％的快速增长；美国则在三季度止住了持续一年多的经济萎缩，实现2.2％的增长；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上演了一出“过山车”行情，3月份从谷底迅速上行；一度风雨飘摇的华尔街也开始站稳脚跟，并赚得盆满钵溢……

       更为重要的是，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也因这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正在发生深刻而长远的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话语权已无可争议地得到正视，而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被推上了争议的风口浪尖，全球金融监管架构将要重新定义，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失衡状态的全球经济开始酝酿再平衡……世界新秩序的画卷已在我们面前徐徐铺开。

       在这大考之年，中国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2009年，在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政策带动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上演了近乎完美的“V”型反转。不仅如此，在中国的带动下，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经济纷纷以较快的步伐复苏。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聚集着世界的目光。可以说，2009年，我们成功突围了。

       需要警惕的是，走上复苏之路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导致危机的市场机制正处在修复过程中，短期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会逐渐退出，如果决策不当，不排除出现二次回撤的风险。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所说：“当前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是‘政府驱动型’。”未来经济能不能有效实现从“政府驱动型”向“自我修复型”的转变，真正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是决定中国乃至全球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所以，2010年——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起始之年，我们还要继续奋进。

       窗外，新年的阳光正斜射进来，在拂去旧尘的同时，也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我们相信，经历了危机考验的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稳步复苏，甚至“虎虎生威”。

      一是从危机的起因来看，危机首先产生于金融领域，虚拟经济长期脱离实体经济独立发展，形成了靠信用来维系的庞大的“倒金字塔”体系，国际金融市场布满“干柴”。以信用违约为基本特征的美国次贷危机如同导火索，点燃了这堆“干柴”，熊熊烈火蔓延全球。此为危机爆发的一大特点。

      二是从危机的应对来看，为缓解危机，各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大规模注资和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将金融坏资产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央行和政府身上，使央行资产负债和政府财政赤字规模急剧扩大，这是此次危机拯救的一大特点。

      三是从走出危机的轨迹来看，当经济步入衰退，资产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跌入谷底，货币贬值特别是低息导致美元成为套利工具，市场主体开始为抄底、逐利而重新摆布其资产负债结构，从而使各类资产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先于实体经济复苏而大幅反弹，拉动经济缓慢回升。这是此次经济复苏的一大特点。

      这些特点解释了当前在部分经济数据好转的同时，一些经济指标如失业率等仍持续恶化、实体经济复苏乏力的矛盾现象。这种复苏不仅为经济重新包上了“泡沫”，而且也为2010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和“有毒”资产问题仍未根本解决，会计标准的改变和资产价格的提升巧妙地将问题掩盖，全球金融机构坏账尚未完全暴露，多数中小金融机构仍存在较大脆弱性，银行破产潮可能持续。

      ——去杠杆化、消费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储蓄率上升、消费信贷下降等，将继续制约实体经济的复苏。

      ——各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急剧扩张，主权债务风险可能对全球经济金融造成新的冲击。

      ——通胀风险日益凸显。在欧美主要国家保持低利率政策的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可能继续上扬，逐利动机下大量资本可能流向率先复苏的发展中国家，推高股市、楼市价格，加大未来通胀风险。

      ——各国超常规经济刺激政策“退出”风险可能逐步显现。“退出”的不同步有可能对全球经济复苏和通货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可能造成金融市场的再度动荡。

      2009年，我国及时出台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措施，顶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遏制住了经济增长下滑的态势，经济率先走出困境，呈现企稳向好的态势。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回升的势头还不稳固，一些深层次问题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不足，民间投资意愿不强，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和压力加大。可以说，去年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而今年则是最复杂的一年。

      在此形势下，2010年，我国外汇收支也将面对更加复杂的形势，特别是在良好的经济基本面、本外币利差、外需回暖等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外汇资金流入压力可能进一步增大。因此，当前重点是要防流入，同时也要密切跟踪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做好资金大规模流出的风险防范。对此，2010年，外汇管理部门一方面将继续推进改革，改善管理、提升手段、便利服务，充分发挥外汇管理服务经济发展的功能，并利用各种宣传工具，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另一方面，将进一步加强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网络炒汇等外汇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我国经济金融安全。

      要坚持科学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站在科学发展的全局和宏观调控的全局，研究和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做到外汇管理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发展。

      要继续解放思想。积极更新外汇管理理念，进一步强化外汇管理的服务意识。在管理中要有成本概念、市场意识，不断提高外汇管理的社会透明度和服务管理水平，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始终坚持外汇管理服务社会、机构、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与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宗旨，以人为本，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积极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不断优化和改善各类主体参与国际竞争的外汇管理环境。

      要积极推动外汇管理方式的转变。逐步实现从重审批向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向主要依靠事后监管、从重行为监管向重主体监管的转变；管理思路要逐步实现从“有罪假定”向“无罪假定”的转变，做到便利多数合法守规的经济主体，限制少数违规经济主体。

      要坚持依法行政。加大行政许可项目清理力度和法规培训力度，提高办理行政许可业务的水平和能力；加大外汇管理宣传解释工作，增进社会对外汇管理的了解和认识，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党风廉政工作。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力度，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完善各项党风廉政制度，建立健全对行政权力的内控制约机制，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工作的新成效。

      作为实践，2010年，外汇管理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立足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维护国家涉外经济金融安全，不失时机地推进外汇管理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切实增强外汇管理对经济发展的服务功能，不断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推动出口稳定增长，扩大进口，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改进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和服务，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继续做好外资外汇管理工作，不断提高利用外资水平；进一步完善外汇储备使用方式，保证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保值增值；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发展动向，做好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与预警，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